什麼是認知戰？什麼是輿論戰？

主持人：本周想向您請教的問題是關於認知戰。早在半年前拜登剛當選的時候，中文圈里面就遍布著拜登和賀錦麗如何被中國操控而當選的假資訊。當時川粉們頗有反共抗中大勢已去之感。

其實我當時也覺得大惑不解，如果川普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是被貴匪的滲透所打敗，他們又堅稱只有川普能扛起反共大旗，這兩件事好像是相互矛盾的。

當時您老人家也沒少被這些華川粉所攻擊。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之後看到形勢逆轉，這一派的聲音現在已經幾乎消失不見了，全然忘記了自己六個月前是如何悲壯地感慨美國政界將被貴匪所控制的。

最近台灣的政界也是一片認知戰亂象。親匪的藍色深層國家控制的媒體，不斷設法將疫苗問題洗腦為台灣中央政府的責任，同時又抹黑AZ疫苗，將確診最多的雙北兩市做成防疫民調最高，

全然不在乎這已經違背了一般人的健全常識，想透過操控台灣人的認知來達到攻擊執政黨的目的，令不少人发出台灣人易騙難教之感慨。

貴匪的認知戰模式，我感覺逐漸變成有點像是您老人家用姨學術語來過濾讀者一樣，他們的目的好像是篩選哪些人反民進黨反到什麽爛梗都會相信（盡管不一定他們親中），

然後柯文哲跟韓國瑜就可以精確地鎖定來代言這些人，鞏固自己不能執政、但是可以扯台灣執政黨後腿的生態位。

與此同時，我們關注到最近貴匪也開始忌憚您老人家，運用不少的假資訊來攻擊您老人家的個人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對真姨粉來說純屬搞笑，但是它制造了一些姨黑和假姨粉攻擊您的話題。

我不太明白這種做法的意義在哪里，因為我想，對於會相信這種假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本來就已經是姨黑了。

從一開始，這種資訊就沒打算對同溫層以外的人发生作用。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我們不需要做出好產品，只需要把爛產品賣給傻瓜就可以了。

本周想請您解惑的就是，這種資訊戰真的是有用的嗎？為什麽貴匪對此如此執迷？在應對這種認知戰的過程中，我們應該采取的策略是：

A，堅決反擊，鍥而不舍地辟謠這些扭曲的資訊；還是B，視而不見，專心做好美日帶路黨就好？還是您有什麽其他的策略或建議？

劉仲敬：我想，輿論戰基本上是沒有用處的。它是一種失敗者的戰爭。

歷史上搞這種事情搞得最成功的就是克格勃，最成功的典型就是戴高樂計劃。當然，戴高樂計劃其實也是克格勃采取的煽動策略後退一步的產物。

傳統的策略是左派性質的，就是國際大團結，運用美國黑人或者西方被殖民者之類的弱勢團體，來打擊其實始終是占統治地位的西方帝國主義核心勢力。

而戴高樂方案是一個出奇制勝的方案。它代表的是，在承認已經不可能通過進步勢力大團結的方式打敗帝國主義的情況之下，轉而依靠極右勢力和主流右派勢力的分裂，利用極右勢力來分裂右派勢力，間接達到目的。

戴高樂在第五共和國成立以前是極右勢力的代表，跟法國共產黨一樣是一個永遠不能入閣的勢力，是不妥協的極右勢力。

由於極左勢力和極右勢力永遠不肯參加政府，所以第四共和國那些由中左派政黨和中右派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變得很不穩定。

當然，蘇聯的傳統政策是支持左派的人民陣線的策略。這個傳統政策要加一個時間限定。

因為傳統這個詞對於新聞媒體業來說是非常不值錢的，二、三十年就可以形成一個傳統了，所以它跟歷史意義上的傳統是不一樣的。

這個傳統政策就指的是，三十年代後期斯大林開始忌憚希特勒以後，直到二戰時期和戰後初期，執行的那種以西班牙和法國人民陣線為核心的進步勢力大統一陣線、企圖把中左勢力和左派勢力拉在一起的統一陣線策略。

而戴高樂主義則是極右勢力，但是它擁有一個左派勢力所沒有的硬核，就是軍事硬核。

戴高樂本人代表了法國右派在二十年代曾經相當強大、在三十年代和維希政府倒台以後一度潛入水下、但是潛在支持者其實相當多的團體。

在他們的心目中，法國的傳統敵人一定是英國。自中世紀以來，英法爭霸才是世界的主流，德國人是後起的暴发戶。

即使在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已經沒有能力單獨對付德國、不得不搞英法聯盟的時候，他們時刻都對英國人不放心。

他們認為，英國人在跟法國結盟的同時，是拿法國人當犧牲品和人肉盾牌，讓法國人流盡血去抵抗德國，成全英國人坐享其成的世界霸權。

對於美國，尤其是一戰以後美國文化對歐洲的滲透，他們是真正的法國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認為古老高貴的法蘭西文化被這些低俗的美國文化打敗是法國的奇恥大辱。

但是沒有別的辦法，法國是小資本和小農的國家，不能跟美國的大資本相比。所以必須由國家出面幹涉市場，保護岌岌可危的法蘭西文化。

在希特勒聲名狼藉以前，他們的一些邊緣團體，由於邊緣團體是難以控制的，曾經跟法國的新納粹團體搞在一起。這是他們在二戰結束以後喪失了主流社會信任的重要原因。

克格勃的策略就是破壞西方大國內部的穩定性。尤其是像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拉丁系國家，被認為不像是盎格魯系國家和日耳曼系國家那樣穩定。

但是即使是法國和意大利，依靠共產黨和左派聯合，也是達不到目的的。因此合理的做法就是，通過極右翼去打擊占據政壇統治地位的中左派和中右派。

利用阿爾及利亞危機，做出主流派民主政黨（包括拜登和蔡英文這樣的人）永遠做不到的事情，用類似政變的方式來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

無論是撤退還是擴大戰爭，都會冒犯相當大的選民集團。而共識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是，在主流選民集團達成共識以前，你不能得罪他們的任何一方。

只要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選民集團堅決反對某一個政策，這個政策是沒法實行的。你不可能說是，我有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就可以去收拾那些只有百分之二十選票的集團，你只能等待共識。

而等待共識的結果就是，你既不能擴大戰爭，堅決地消滅敵人，又不能迅速地結束戰爭，從而減少損失。結果形成一種進不進退不退的難堪局面。

只有極左派和極右派在關鍵時刻的臨門一腳，才能夠把民主政治從共識政治的泥潭中間踢出來。戴高樂就是趁著這個潮流，用類似政變的方式，借助阿爾及利亞和科西嘉叛亂的機會，推翻了第四共和國。

當時克格勃其實是堅決支持戴高樂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戴高樂是法國內部的反英美派。

反英是法蘭西愛國主義的根本。哪怕是在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在政策上已經采取拉攏英國的做法（因為法俄聯盟對付不了德國）的時候，

民間強有力的法蘭西愛國者（這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文學中表現得非常清楚）仍然是強烈反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主流當然是親英美的。台面上了解國家實力的政治家並不認為二戰以後慘遭失敗的法國有能力離開英美，但是民間的反英美情緒仍然是很大的。

克格勃的想法當然是，戴高樂是反美派、反盎格魯派法國右派唯一有機會勝利的候選人。

這一派大多數的政治代理人都是比現在的勒龐(Marine Le Pen)還不如，是屬於上不得台面的人物，被認為是注定要當一輩子非主流的人物。只有戴高樂，作為戰爭英雄，還有一定的成功希望。

如果利用他把法國反體制派的勢力整合起來，法國共產黨唆使一些左派小黨杯葛政府，使得政府不能穩定，造成一種中間派政府垮台、極右翼上台的局勢，

就可以通過極右翼反英美的熱情，把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中挖出來。

戴高樂本人在二戰時期的經歷也使他反對英美。他自己作為法國抵抗運動的代表，本身是不合格的。

從議會政治的邏輯來講，維希政府當然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合法繼承者。法國停戰協議是法國議會全體一致批準的，並不是貝當將軍(Philippe Pétain)搞政變的產物。

法國國會批準把政權交給貝當元帥，也是因為貝當元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英雄，從各方面來看是一個絕對不可能做賣國賊的人。如果連貝當元帥都站出來承認失敗了，那就確實是這個仗沒法打下去了。

貝當元帥是替法國國會和法國人民的主流派出來背鍋，簽署戰敗協定的。維希政府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議會自己批準的合法政權，它的繼承權是無可爭議的。

而戴高樂的軍階就比貝當元帥要低得多，而且沒有任何一個法國政黨和議員支持他。他帶著一小撮軍官跑來搞抵抗組織，代表的是法國的邊緣團體。所以在丘吉爾和羅斯福看來，自由法國並無資格繼承戰後法蘭西的法統。

只有到德國違背停戰協定、占領維希、軟禁貝當元帥以後，法國海陸軍的主流派才在海軍上將達爾朗(François Darlan)和吉羅將軍(Henri Giraud)的支持之下認為，

現在是德國違反了協定，所以法國軍隊不再有義務遵守協定，轉過來支持盟軍。

但是他們兵多將廣，比戴高樂要強大得多，戴高樂手下也只有幾千人。這幾千人在德國占領維希以前，幾次襲擊法國在敘利亞和非洲的殖民地，都遭到維希政府管理下的法國海陸軍主力的堅決回擊。

法國海陸軍主力認為維希政府是合法政府，是遵守停戰協定的，因此他們拒絕支持戴高樂聯合英國反對德國的政策。

直到維希政府被德國囚禁，像手握重兵的摩洛哥總督諾蓋將軍(Charles Noguès)和吉羅將軍這樣的人才願意站到盟軍一方。

但是站到盟軍一方不等於站到戴高樂一方。他們仍然認為，如果貝當元帥被德國囚禁，那麽達爾朗海軍上將或者吉羅將軍才是貝當元帥的合法繼承者，戴高樂頂多是一個情有可原、可以被收編的叛將而已。

如果說達爾朗海軍上將曾經跟德國合作過、喪失了領導法國的資格的話，那麽吉羅將軍總沒有問題。

吉羅將軍是一開始就反對德國，因此被德國人抓起來的，並不是跟德國合作的人。他千辛萬苦從德國監獄里面逃到北非以後，顯然是法國殖民地官員和海陸軍將領眾望所歸的領袖。

從戴高樂的角度來講，顯然是羅斯福和丘吉爾聯合起來，利用達爾朗和吉羅擠兌他這個老功臣。

吉羅系軍隊，論實力是遠遠超過戴高樂系軍隊的，只是他們政治上不那麽正確，在抗敵的問題上顯得立場不夠堅定。

雙方經過長期的糾紛，戴高樂幾次以辭職為威脅。所以他對羅斯福和丘吉爾是非常嫉恨的。

再加上，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英法在中東是有長期矛盾的。圍繞著埃及和尼羅河，早在拿破侖三世和第三共和國初期就爭奪過很多次。這個爭奪直到二戰結束以後還沒有停止。

從戴高樂的角度來講，英國人是黎巴嫩反法派系的幕後推手，是支持黎巴嫩和敘利亞反法勢力的罪魁禍首。

當然，英國內部（像阿拉伯的勞倫斯）就主張，法國人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鎮壓阿拉伯獨立運動是不對的，這些人是英國人在二戰時期的盟友。

法國人並沒有在中東用兵，是英國人支持它的阿拉伯盟友用兵的，應該讓這些阿拉伯盟友在英國的支持下獨立，不能讓他們受法國人的鎮壓。

所以，英法在敘利亞問題上一直是有矛盾的。但是英國外交部為了顧全大局起見，還是把敘利亞和黎巴嫩劃給了法國。

然後二戰時期，當然主要還是因為法國本土被占領，所以法國殖民地軍官和將領的威望大大降低了，敘利亞變成了阿拉伯覆興黨和反殖民勢力的重心。戴高樂認為這完全是英國人煽動的結果。

戰後在利比亞問題和北非問題上，英國和法國的立場也不一致。在戴高樂這種老派法國人的眼中，這就是英國老殖民者處心積慮地破壞法國殖民主義的措施。

到了六十年代，英法殖民主義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主要是在蘇伊士危機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公開出來反對英法以後，雙方的殖民主義都維持不住了，所以後來大家很少注意到這一點。

相對而言，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英國殖民主義看上去還比較根深蒂固。而法國殖民主義，至少在地中海這一圈，已經完全站不住了。

而地中海圈是英國殖民主義的中心。英國人想把法國人和俄國人擠出地中海，那是英國的百年大計。所以戴高樂有這種猜忌之心，對於保守派的法國人來說也是很自然的。

在戰後時期，美國主導西方聯盟的時期，由於美國政府推行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政策，在這一方面，實際上是蘇美結成聯盟來反對英法這些老殖民主義大國，

所以老派的法國保守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對美國是一派敢怒而不敢言的狀態。你總不能為了殖民地而反對美國，在歐洲失去美國的保護。他們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戴高樂敢。從蘇聯的角度來講，戴高樂是一個破壞法國和英美聯盟的適當候選人。

利用法國的危機，讓法國共產黨和地下組織采取反對法國建制派而支持極右勢力的做法，瓦解法國和大西洋聯盟。這個計劃獲得了完美的成功，盡管主要不是他們的功勞。

可以說，支持戴高樂上台的勢力當中，可能有一、兩成到兩、三成是因為左派人民陣線的經營而放棄對建制派的支持的。但又由於極左派不肯上台，結果客觀上造成了極右派上台的局面。

結果果然導致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分裂。北約的總部本來就是設在巴黎的，在戴高樂上台以後才遷到布魯塞爾。

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小組，打擊了北約在德國的前線。法國推行歐洲一體化，也被認為是瓦解北約的一個內部企圖。但是從九十年代以後的情況來看，這方面的努力對蘇聯是毫無幫助的。

其實從歷史的長期角度來看，克格勃采取的地下戰略，從單方面支持左派和所有的反西方顛覆勢力，到只要目前能瓦解西方聯盟、支持極右勢力也沒有關系，其實是蘇聯革命戰略的又一次後退。

就像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支持工人階級轉到放棄工人階級，轉而支持第三世界的勞工、同性戀團體和各種多元文化的少數團體。今天的西方工人階級反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的主力。

像川普的支持者，倒退幾十年，其實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支持者。很可能再過幾十年，美國的黑人工人中產階級也會跟著銹帶白人一起，變成右翼保守主義的主力。這就是左派這種轉型的致命弱點。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當時實行資產階級選舉制度，工人階級沒有足夠的財產，沒有投票權，是體制外力量，但是它是一個堅實的力量，是一個能夠自我維持的力量。

而後來的第三世界勞工和各種性少數、文化少數團體，全是社會邊緣人。其中，第三世界的移民勞工又是最堅實的力量。但是他們的問題就是，比如說在移民勞工問題最嚴重的法國，他們的來源是不統一的。

1848年的法國工人階級，沒有問題，是一個統一的團體。而1970年代的移民勞工，有些是阿爾及利亞人，有些是塞內加爾人，有些是穆斯林，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阿拉伯人，有些是柏柏爾人，有些是黑人。

他們彼此之間都是相互不和的，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團體。他們跟老派的法國天主教徒有矛盾有分歧，但是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相互之間的仇恨肯定比他們跟法國天主教徒的仇恨更大。

而長期被阿拉伯奴隸販子掠奪的黑人，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恨阿拉伯人的程度都是超過恨法國人的。

他們不可能像舊式的法國工人階級那樣成立一個大體上能籠罩工人階級的社會黨、共產黨或者人民陣線這樣的聯盟。

而他們還算是新左派當中有比較堅實的基礎的，真正更缺乏堅實基礎的就是同性戀彩虹團體和各種性少數團體。

這些團體跟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也是不和的。不僅是不和，而且比移民勞工更嚴重的是，他們自身是不大能繁育後代的團體。

黑人穆斯林團體自身其實是一個重視家庭和社區價值的團體。伊斯蘭教跟基督教一樣，也是要講社區建設和維護傳統家庭的。他們最初站在左派陣營一邊，因為他們是被傳統的法國天主教社會排斥在外的。

但是時間太長了以後，幾代人過去，他們的後代變成了本土法國人以後，他們很可能就像是美國黑人一樣，在社會經濟方面仍然是處於窮人地位，但是在社區價值方面卻是純粹的保守派。

他們不高興比如說老白男壟斷政治經濟的核心地位，但是他們也不高興左派來瓦解他們自身的家庭和社區價值。

這個矛盾在今天拜登總統時代的黑人福音派教區當中就已經表現得異常清楚了。拜登總統時代的民主黨有極大的內在矛盾。

民主黨收容了一批我剛才描繪的分裂的左派團體，比如說加州的彩虹團體。這種人跟黑人工人和基督徒是截然矛盾的。

黑人工人和基督徒在杜魯門時代以前支持民主黨，是希望通過民主黨提升他們的階級地位。但是他們其實除了膚色以外，他們的家庭觀念和社區觀念跟白人保守派社區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換句話說，他們都是要反對女權運動，反對各種多元文化。要堅持在基督教家庭價值觀和社區價值觀的基礎之上，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兩者之間的矛盾早晚會爆发。

擁有家庭價值觀和社區價值觀的這批人，早晚會像以前的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一樣，被整合到美國主流社會當中。

拜登就是愛爾蘭人出身的。十九世紀中期的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在當時的美國的地位，比現在的黑人其實是還不如的。他們當時是占主流的新教徒排斥的對象，但是現在都被統一算成美國主流的一部分了。

為什麽能被吸入到主流？關鍵在於能打能生。無論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的社區價值觀和家庭價值觀，都是讓你培養出能打能生的後裔。你的人口是擴張性的。家庭和社區是人口擴張的主要基石。

而散沙性的社會、分裂性的社會和原子化的家庭是產生不出後代的，或者後代會越來越少，只能依靠教育來吸引繼承人。

依靠生育來培養更多的繼承人，而且繼承人能夠當兵，這樣的集團早晚會被吸納到主流派一邊。

左派從支持工人階級到支持第三世界移民勞工和有色人種，是一個退步；從依靠有色人種到依靠各種不能繁育後代的社會邊緣團體，又是一個退步。每一個退步都使它越來越不可能接近政權的核心。

蘇聯的列寧主義政策也是這個樣子的。從支持勞工團體，退化到放棄支持勞工團體奪取政權，

而是支持包括極右團體在內的所有邊緣團體，無論他們是左派還是右派，只要他們是被主流團體排斥的，支持他們來顛覆政權，這就是一個失敗以後的退步。

失敗的關鍵是什麽？是統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基本處在建制派以外的工人階級勢力，通過社會民主黨和共識政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變成了體制的核心。

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甚至在列寧那個時代被認為是共產黨要跟社會民主黨爭奪群眾、是革命主力的工人階級，在1960年代的法國和整個西方都已經變成了堅實的保守勢力。

因此，要對抗這個共識政治的新聯盟，你必須另找支持對象了。

這時的法國，中左派的工人和社會黨是建制派，而極右派的戴高樂黨和法國保守主義者反而是像今天的法國國民陣線一樣，是體制外。

順便說一句，今天的普京政府也是歐洲極右派團體的主要支持者，原因也是差不多的。

為什麽你支持不了主流派，為什麽不能跟主流派結成聯盟？因為主流派財大氣粗，人家比你的錢還多，人家為什麽聽你的？如果你要跟人家聯盟，到底是你殖民人家，還是人家殖民你？

政治是殘酷無情的實力遊戲。你不能憑你的顱內高潮爆发，說我的理論比你先進一百五十倍，所以雖然你的錢多槍多，但是你還是要聽我的。

至少馬克思主義的那一派社會主義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是由中世紀的工團和行會組織起來的，像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或者憲章運動(Chartism)這樣組織起來的。

他們沒什麽知識分子，而且傳統上講是不信任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不是他們工會的自己人。

馬克思就說，你們太落後了，所以你們老是不能成功。我給你們一套先進理論，你們聽我的。但是他一旦進入現實政治層面，在德國就被拉薩爾他們趕了出來，在英國又被憲章運動趕了出來。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早期在工人運動當中的鬥爭是一部失敗史，主要就是自以為聰明的知識分子跟有實踐經驗的工會領袖老是合不來，所以发明了各種先進理論，試圖腦控，結果都是失敗。

最後列寧抓住了這個失敗的根本原因：舊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迷信民主，一定讓群眾支持我們，這是違背歷史真相的。真相是什麽？群眾的意識形態必須通過少數先鋒隊灌輸進去。

先鋒隊不是要維護群眾的利益，而是要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到群眾的腦子里面，自上而下地領導群眾。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夠劫持工人群眾，從而獲得勝利。

當然這還有一個前提，就是它的工作對象本身處在軟弱而潰散的狀態，否則即使做到這一點也是不能成功的。

這個理論上的轉型，產生了列寧主義國家。列寧主義國家的關鍵就是先鋒隊統治。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講，這個先鋒隊統治比以前的任何剝削階級都還要壞，以前的剝削階級管我們遠沒有你們布爾什維克管得這麽狠，這太過分了。這樣就造成了社會民主黨和布爾什維克的分裂。

布爾什維克認為，我們有了先進理論以後又得到了先進組織，現在我們首先要把工人階級從社會民主黨那里搶過來，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用我們搶過來的這些群眾作為大軍，去攻打資產階級國家的機器。

1920年代的中歐就是列寧黨執行這個偉大策略的實踐，結果是遭到了百分之百的失敗。

盡管有了列寧黨的先進領導，而且還有海外的金盧布的支持，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重點就是德國）看來是很不容易打敗的。

盡管德國共產黨當時得到的資助比起布爾什維克當年打敗俄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時候要多得多，但是它還是一直做不成贏家。

於是在這次失敗以後，人民陣線策略產生出來了。看來共產黨還是勢孤力單，還是把社會民主黨、激進黨和所有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勢力團結起來，

形成溫和左派的大聯盟，然後企圖在這個大聯盟的背後去控制這個大聯盟。 這個策略在法國和西班牙獲得了成功。但是在法國人民陣線當中，領導權落到了激進黨的手里面。

激進黨其實是三大政黨中間最小的，但是他們的政治傳統比較深厚。他們是十九世紀法國共和主義和反教權主義的直接繼承者，照共產黨的說法就是體面資產階級人士。

所以，法國社會黨的工人領袖看到他們，就抱有對上等人和士大夫階級的傳統敬畏。盡管他們是少數，還是寧願聽從他們的。

結果，激進黨和社會黨結盟，使法國共產黨的存在變得無關緊要了。法國人民陣線不但沒有能夠統戰左派勢力，反而使法國共產黨自身被吸收過去了。

西班牙人民陣線倒是獲得了成功，但是主要原因是佛朗哥將軍的政變，使得在人民陣線當中，誰能打，誰就能獲得統治地位。

而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是能打的那一方，比起只有工人民兵和知識分子的其他左派政黨要強。當然，這也啟发了極右勢力在某些條件之下可以為極左勢力在左派聯盟中奪取政權創造條件的想法。

最後一步退化就是，即使是左派大聯盟，也不足以撼動國家，因為工人階級的主體已經被資產階級國家統戰過去了。這個基本前提是六十年代新左派知識分子发明各種論證和理論創新的根本。

這個根本，撇開覆雜的知識分子術語，一句話就是說：工人階級靠不住，工人階級是比資產階級更保守的保守派，更反動的反動派，更愛國的愛國主義者，我們要尋找其他的支持者。

一方面是要在工人階級以外尋找其他的支持者，一方面要发動陣地戰，就是葛蘭西所謂的文化戰爭或文化革命。

我們要注意，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從西歐的新左派那里學來的，但是意思完全變了。

文化革命就是說，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其實是比資產階級還資產階級，比貴族還要愛國主義，這樣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占領他們的意識形態。

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從哪兒來的？大部分是從通俗文化來的。通俗文化是資產階級洗腦工人階級的工具，我們共產黨要打倒這些通俗文化。

但是這一點，好像沒有專政機器還是達不到目的，所以問題繞了一圈又回來了，還是得要專政機器。但是誰能專政呢？能打的人才能專政。這又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傳統的社會主義是由不能打的那一批人組成的。

什麽叫能打的人？能打的人就是貴族。什麽是貴族？貴族的起源都是軍人。社會當中專門負責打仗的那一部分人變成貴族。所以，右翼的核心是軍方，是繼承貴族階級的軍隊。

而社會主義長期以來是由被保護者——就是不能打的那一批人產生的，他們的軍事傳統始終是不行的。

列寧主義異軍突起的理由是什麽？布爾什維克利用戰時總體戰的機會，利用計劃經濟管制體系來控制軍隊和國家。但是即使這樣，社會主義的軍事傳統仍然不是很強。

而後來的新左派搞的那些軍事傳統就基本上是等於零了。彩虹、和平、酷兒政治之類的東西，他們的戰鬥力是完全等於零的。

基本上是依靠警察的保護，才能夠比如說不被右派民兵或者社區警察暴打。如果真要打起來，他們的戰鬥力是完全不存在的。

這是所有左派難以避免的根本弱點，也是統戰極右派的一個重要原因。

戴高樂將軍畢竟是軍人，他在產生法國軍官階級的右派團體當中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無論如何，克格勃在一次又一次的後退以後，現在我們的目標已經退到，只要能夠擾亂建制派，以後的事情完全不管。

結果，戴高樂的破壞，無論對法國共產黨還是蘇聯來說，都不算是福音。

戴高樂政權使得法國左派和右派都傾向於重新整合，把選票集中起來選那些有可能勝利的大黨，而不像第四共和國時期那樣可以小黨林立。

法國共產黨在二戰後的時期一度曾經比法國社會黨得到的選票更多，而這時幾乎被法國社會黨吃掉了。

吃掉的原因是，同一批有可能投票給社會黨、也有可能投票給共產黨的選民，看到共產黨是不可能勝利的政黨，而社會黨還有一定的勝利機會，所以集中選票來投社會黨。

同樣，右派的選票集中起來投戴高樂黨。這是戴高樂的主要動力。

他修改選舉制度、實行半總統制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小黨林立導致政權不穩定，使法國在面對英國和德國的時候處於劣勢，所以要有穩定的政權。

第五共和國的選舉制度專門進行設計，迫使喜歡投小黨的選民集中選票投大黨。

在右翼陣營，就等於是有利於戴高樂黨吃掉其他的右派政黨；在左翼陣營，就是有利於社會黨吃掉其他所有左派政黨。

結果，在蓬皮杜和密特朗的時代，形成社會黨和戴高樂黨對立、其他小黨微不足道的兩黨對立局面。

這種比較接近英美式的兩黨對立局面，是十九世紀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政論家夢寐以求、但是由於法國政治生態的緣故而永遠做不到的事情。這是戴高樂對法國的主要貢獻。

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是大大縮減了法國共產黨的活動空間。盡管法國共產黨是積極支持戴高樂上台的，用破壞建制派的方式支持戴高樂上台，但是結果反而有害於自己。

而法國在退出西方聯盟以後主張獨立外交，對蘇聯也是有利有弊。在中歐和某些地方，法國比如說支持薩達姆之類的，給美國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但是另一方面，法國退出大西洋聯盟，從極右翼的角度來講，從重整法蘭西光榮的角度來講，就是不主張法國在武備上依賴於美國，因此法國反而要加強武備。

一個留在北約里面的法國正在慢慢走意大利路線，也就是說像今天的德國那樣走躺平路線。

反正法國也做不成大國了，請美國人包辦，我們把錢用來发福利好不好，收買一點選民。我們反正已經不行了，我們承認不行，你們美國人代管。

而戴高樂逆轉了這種趨勢，使法國大幅度增加軍費，強調軍事科技開发。法國今天仍然是軍事科技強國，跟戴高樂主義很有關系。

從蘇聯的角度來講，在這一方面顯然是吃虧的。從蘇聯的角度來講，最好是法國爛成意大利，變成北約的負擔，要美國人包養它的國防，這樣對蘇聯才比較有利。法國人強化自己的國防，對蘇聯是極為不利的。

政治是有軟硬之分的，軍事鬥爭是最硬的。西方增加一個核大國，法國變成一個可以威脅蘇聯本土的核大國和軍事強國，對蘇聯國防造成的負擔很大。

而法國在中東和第三世界擾亂美國，對蘇聯帶來的利益也有，但是比不上前述的損失大。所以，戴高樂方案其實是搬起石頭砸在了自己腳上。

這就是認知戰的不妙之處。認知戰說白了就是欺騙，欺騙是軟弱的形式。凡是能當強盜的人，就不會當騙子。能夠使用武力的人，就不會使用欺騙。

你不能說真話，是采取引導的方式，引導出來的結果往往是對你自身不利的。

而欺騙所能作用的群體是那種浮動的、流沙狀的群體。他們像是二戰時期的意大利那樣，做你的盟友不一定有利，做你的敵人不一定有害。

但是在大眾民主之下，這批人可以左右相當多的選票，所以從表面上看來能夠給你帶來一定的利益。

但是這個利益很可能是長久的負擔，也就是說你會把這些人變成你必須包養的對象，使它從敵人的負擔變成你自己的負擔。

由散沙群眾的流動造成的政治地震，結果往往是選擇性的。它會把那些依賴大眾民主和共識政治的軟性政黨篩掉，產生出依靠硬核的戴高樂或者川普主義者這樣的政黨，造成的結果反而對自己更加不利。

傳統的建制派政客是傾向於討好和拉攏所有的選民。而政治地震以後出現了另類政客，他長期是被放逐者，像1960年的戴高樂和現在的川普一樣。

被放逐者跟成功者或者建制派的重要區別是什麽？最核心的區別就是，他們對支持者群體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建制派的特點是拉攏中間選民。他假定自己的支持者群體是穩定的，再怎麽說都會含淚投票支持我。但是他們的支持是不夠的，我再拉一些本來不怎麽支持我的人過來，我豈不就上台了。

上台以後我可以分蛋糕，用分蛋糕的形式來使大家的委屈都暫時得以彌補。

而非建制派或者被放逐者的特點是什麽？你永遠不能上台，所以你沒有蛋糕可以分。你依靠的是死忠群體，死忠群體必然是極少數。並非死忠群體的中間派群眾的支持對你是一文不值的。

你如果為了他們的支持而犧牲了自己的死忠群體，你以後就別混了，因為你是依靠死忠群體自掏腰包倒賠錢來養活的。

而建制派政客的群體，是指望建制派當了權，從國家這個大蛋糕上面喀嚓喀嚓切下各種蛋糕片來分給我們。

你看，建制派的政客是廚師，他負責養活他的群眾，他的任務是從國家這里搞到資源來養活群眾；

而被放逐者則恰好相反，他是依靠自己的支持者群眾反過來養活的，他對忠誠度的要求要高得多，但是對多數群眾則是極不敏感的。他們是依靠兩種不同的邏輯存在下來的。

瓦解建制派的結果就是使硬核非建制派的強人領袖出現。因為原先的死忠支持者不指望從國家機器中分得蛋糕，所以他們內部的團結性是會更強的。

可以用來遲滯和瓦解建制派政客的傳統手段，對於非建制派政客來說是不大管用的。

然後以非建制派政客為核心，在他掌握權力、擁有了分蛋糕的權力以後，大批的散沙群眾自然會為了蛋糕的緣故重新集結在這個新的核心周圍，導致政治的重新組合。

但是這時，政治的內核改變了，原來的軟內核被硬內核取代。這就是所謂的革命後的執政黨肯定比革命前的執政黨殘酷。這個執政黨不是指的黨派，而是指的統治者，不一定是現在的黨派統治者。

這是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台詞，可見這一點是早就被人類觀察到的。

新當權的統治者肯定是更加強硬和殘酷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依靠的這個硬核集團在那里，支配他的這個硬核集團造成了政治邏輯的改變。

所以，发動這種認知戰，就會有兩種不大好的副作用。第一個副作用就是，在不大成功的認知戰的情況下，你實際上是把散沙群眾和秩序消費者拉到了自己這一邊，

使得自己用自己的秩序來維持和養活他們的負擔從敵方手里轉到了自己這方面。表面上是勝利，其實是失敗。

第二就是，在勝利的情況下，經過了短暫的動蕩期以後，對方的政治體制會形成更強的硬核。這其實是一個演化的邏輯，弱物種被強物種取代。

例如，法國就比意大利要強。能夠篩得掉意大利的考驗，會使法國產生出戴高樂主義。而意大利就產生不出戴高樂主義。戴高樂主義是法國和意大利在面臨著類似的演化環境時做出的不同反應。

戴高樂主義的產生是法國在演化競賽中的新一級軍備升級，使法國部分地克服了第三共和國和第四共和國易被煽動和顛覆的弱點，使得戴高樂以後的法國政治變得明顯地不同於意大利。

這就是一個演化實驗。演化實驗會篩掉一部分，但是會產生出更強的對手。換句話說，如果你自身是強者，你可以這樣做；如果你自身是弱者，那麽打掉對方的弱者的結果是導致強者出現，這樣做是得不償失的。

打掉了自己原先最恨的弱對手，換來一個更強的對手，結果反而使自身的下場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