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時候，納粹德國的前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從阿根廷綁架回耶路撒冷受審。艾希曼是猶太大屠殺——又稱為納粹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的主要執行者之一。
原籍德國的猶太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親赴以色列的審判現場進行報導，而後集結出版成《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
艾希曼對於檢察官的罪行指控，表示他“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生平未曾殺過人，也沒有跟猶太人有深仇大恨，並且認為所有居於這個職務的人都會做相同的行為，而自己只是個時運不濟的倒黴家夥。
阿倫特在對他的觀察中发現，艾希曼是個相當溫和的普通官僚。他不是一個心理變態，也不是一個虐待狂，反倒是一個“正常得令人害怕”的人。
艾希曼成為劊子手的動機無非是想做好上級交待的工作，好在官場上晉升得更快。
於是漢娜·阿倫特就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漢娜·阿倫特以艾希曼的行為方式來詮釋現代生活中廣泛看到的“平庸之惡”。
這種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會，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成為整個邪惡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合作者。
當年我人在匪區的時候，就對這種遍布周圍的“平庸之惡”感到大惑不解。
我完全相信那些站出來為某些事件呼籲真相的匪區人民是真心的，但是他們在另外一個事件的時候又可能轉身成為體制維穩別人的配合者或者執行者。
我在您的新書《逆轉的東亞史·巴蜀篇》里面讀到，今天巴蜀人民在自己的父祖輩經歷過大躍進一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後，每一個人的家族都跟中國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對巴蜀人民來說，不存在一條中立的道路。不是當貴匪的炮灰去抵擋穆斯林，就是當帝國主義的炮灰去剿匪。您的這篇巴蜀剿匪檄文讓我深有同感。
然而我們也发現，在匪區里面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管是巴蜀人民，還是滯留匪區的台灣人，他們依然在假裝相信“這種新聞我看了很多遍，但一定不會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歲月靜好學”。
不但自己追求歲月靜好，而且會主動站出來幫助貴匪，攻擊那些打擾他們歲月靜好夢的惡性事件的受害一方。
十年前的時候，我看到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被批評為文革回潮，而現在我們其實已經可以在匪區的中小學和中老年人聚會里面到處看到忠字舞了，八零、九零後的人們似乎即將看到他們的下一代又變成他們的上一代。
如果我們要一刀切地認為邪惡體制的執行者與合作者都是有罪的話，那幾乎99%的當代中國人都可以說是類似艾希曼這樣的人。您是怎麽看待這種“平庸之惡”或者“沈默之惡”的呢？
劉仲敬：阿倫特的說法其實多少是有一點裝逼的。她說的其實就是韋伯所謂的那種科層制度，把一件事情拆散成許多零部件，每個人只執行一小部分，對事物的整體沒有辦法理解。
這是現代化或者合理化的根基所在。換句話說，大屠殺是內在於現代性的。同樣的事情，是可以用於工業生產的。
一個原始部落民要吃一塊肉，自己打獵，自己剝皮，自己把骨頭取下來，自己煮熟，自己吃，整個過程都在他的掌握之下。
在歌德那個時代，雖然他並不是醫生，但是他那時候的知識分子還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所以他會去做現代詩人不會去做的事情。
像牛頓一樣拿一個玻璃球去研究光，他還覺得牛頓的光學不對，我自己給你研究一個顏色學，不會比牛頓的差。
他自己去參加外科手術，意思是說，即使他自己不會親自做的話，這些手術他也能看得懂。世界對他來說是整體性的。
而對於希特勒那個時代的工人、士兵或者普通人來說，世界已經是破碎的了。比如說克虜伯鋼廠的工人，他們肯定從事的就是流水線上的某一個環節。對於大炮是怎樣造成的，所有的工人都沒有概念。
他們造出來的大炮和德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怎樣一種結構，完全依靠敘事體系。敘事體系不同，就會導致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完全不一樣。
所以德國人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們跟其他工業化國家和現代化國家的官僚和普通人是差不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德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是受害者。協約國提出的指控，比如說擊沈了什麽船只，槍斃了比利時的什麽護士之類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戰爭責任，如果有責任的話，也是大家一起的責任，不可能是單方面追究德國的責任。德國唯一的責任就是打了敗仗。這種情緒是德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動機。
而盟國在戰後的邏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跟以前不一樣，希特勒是特殊的。沒有希特勒，就沒有戰爭。
而德國的戰爭責任，包括猶太人大屠殺，顯然是盟國沒有做過的事情，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找借口。
所以這件事情必須要講明白，以免歷史重演。然後希特勒和他手下的官僚就變成無法推卸的責任人了。
但是正如艾希曼所說的那樣，他們自己只是執行了工作的一小部分。像奧斯維辛的那些看門人或者服務人員，他們肯定是沒有親手殺過人的。
而且他們認為，他們受雇於奧斯維辛集中營，跟受雇於普通的企業主或者其他地方沒有什麽區別，為什麽特別要把他們專門挑出來呢？
如果都按照那種“我們都是受害者”的邏輯去推理的話，一切責任就會消失了。
所以，所謂的大屠殺理論，就是要把納粹大屠殺加以特殊化，作為一個特殊的標桿，奧斯維辛以後不能再有奧斯維辛，要從大屠殺當中拯救現代性。
實際上，現代性和大屠殺是一體的。如果按照納粹大屠殺的本性來說的話，我們得承認，
第一，大屠殺不可能发生在原始社會、封建社會或者歌德時代以前的任何社會，因為韋伯所謂的理性化和科層化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人從事的工作和他的整體認知圖景沒有割裂到這個程度。
第二就是，如果割裂到這個程度的話，大屠殺不會只有一次，也不會跟德國人或者納粹黨有什麽特殊關系。
但是，這第二點恰好是以色列人的紐倫堡審判和現代敘事體系對納粹的污名化所要達到的目的。它就是要把大屠殺特殊化，論證納粹大屠殺是獨一無二的，其他人都不會做這種事情。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維持現代化，堅持說我們跟納粹是不一樣的，他們幹的事情是我們不會幹的。
但是，艾希曼的道德是不是會比一個法國官僚、美國官僚或者英國官僚個人的道德更壞，這是很成問題的。
誰敢說，比如說一個以色列的官僚之所以沒有遭到艾希曼那樣的下場，完全不是因為德國失敗了而以色列沒有失敗的緣故？這個問題是經不起認真推敲的。
這一點才是阿倫特和現代性敘事要回避的根本問題。例如，他們留下的最大一個漏洞就是蘇聯。很難說，德國人幹的事情，蘇聯人沒有幹過。既然蘇聯人已經幹過的話，那麽大屠殺就沒有特殊性。
而蘇聯，包括學習蘇聯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所有現代化國家，例如中國，都是本身不具備現代化條件，被列寧黨強行現代化的。
而且正如中國共產黨正確指出的那樣，沒有我們，你們是實現不了現代化的。你們會跟馬來西亞的部落民一樣，在蘇丹和軍閥的統治之下，不會有什麽大工業之類的東西。
我們主持大工業的技術跟主持集中營的技術本質上是相同的，同樣的幹部集團也能主持大工業建設。
大工業建設就是把資源用超經濟手段集中起來，同樣的手段當然也可以殺害政治上的反對派或者無法改造、不能適應現代生活的居民。
在殖民主義初期，英國人、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之類的有的時候也會殺害土著居民，但那是零星和個別的行為。
殖民者沒有能力用科學的思維來考慮整個問題，只是发生局部沖突的時候狠狠地殺了一陣子。他們想不到把全體居民統統組織起來，改造不了的統統像工業廢料一樣處理。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現代性的根本。所以，大屠殺不是現代化偶爾出軌造成的，它跟現代性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不大適應現代生活的人，反而不容易適應大屠殺。而維持大屠殺的那種邏輯，以及在大屠殺失敗以後論證自己是無辜者的邏輯，根本上就是近代生活的一部分。
在這一方面，很不幸，納粹是對的。他們的倒黴之處，不是在於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幹或者幹了這種事情，而是在於他們失敗了。
德國要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重啟。如果德國不做一個現代化國家，他們可以堅持到底的；要做一個現代化國家和歐洲國家再起，必須由德國本身來否認納粹大屠殺。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了納粹特殊主義。
把納粹的符號性的東西，包括其實產生得比納粹要早得多的、中東的很多古老民族（包括現代佛教徒）都用過的納粹符號(Swastika)，懸為恐怖的厲禁。這個符號其實跟實質是沒有什麽關系的。
而且我們也不能否認，納粹大屠殺體現的特殊性有一部分是德國的不安全性和德國資源的匱乏造成的。
我們不能忽視，美國人送進集中營的那些日本人得到的待遇比較好，是因為美國的處境比較安全。假如美國快要戰敗了，或者至少是已經沒有可能勝利的話，這些集中營的日本人會遭到什麽樣的待遇？
到底哪些是屬於自由民主的本質所致，哪些只是屬於勝利者的安全和寬大所致，這兩者是很不好分開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現代化工業國家之間的沖突，有效地組織資源的能力是勝利的關鍵。在今天的現代社會當中，有效地組織資源的能力雖然不再像總體戰時代那麽重要，但是仍然是非常關鍵的。
而有效地組織資源這件事情，跟自由民主的神話本身就是有嚴重沖突的。別的不說，像lockdown就是很顯然的問題。
川普和極端派基督徒本能地體會到，強制戴口罩或者lockdown這種行為跟美國政治的理想是截然對立的，盡管是以公共防疫的理由提出來的。
能夠比較好的實行lockdown的地方，都是個人自由的傳統很差的地方。越是民主的傳統強，lockdown就越是不好實行。
這就體現了阿克頓時代自由主義者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日耳曼普通法的自由不是別的，就是日耳曼原始部落的古老傳統。這個古老傳統在全世界的原始部落當中都有，並不特殊。
英國人和普通法的特殊之處只是在於，他們把古老的自由一直珍惜地守護下來，沒有被新興的專制主義摧毀。
而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則像是聖經里面的以色列人那樣，接受了專制主義帶來的好處的誘惑，才沒有把古老的自由守護住。
納粹和現代性的關系其實也是一樣。現代性是一個充滿危險的東西，它根本上拆毀了自由主義邏輯對於個人道德和個人責任的認定。
你的所作所為跟你的所作所為造成的結果脫鉤了，切斷了。這個結果不取決於你，你對這個結果的理解要取決於意識形態的敘事體系。
比如說，今天德國仍然有技術工人，他們跟克虜伯工廠的技術工人是一模一樣的，他們的唯一差別就在於他們接受的敘事體系不同。
克虜伯時代的德國工人接受的敘事體系是：“德國人被拿破侖和歐洲列強長期欺負，現在終於站起來了。你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技術工人，你們的組織性是最好的，比起墮落散漫的英國人和法國人要強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列強害了你們，反過來污蔑你們。你們跟所有德國人一樣心懷怨恨，希望德國重新偉大起來。”
而二戰以後，同樣一個德國工人，他得到的敘事體系是：“戰爭本身就是邪惡和愚蠢的，納粹卑鄙地利用了你們，幹出了非常邪惡的事情。”
這兩種敘事體系都是通過教科書和主流媒體送到他們腦子里面的，而不像是殺野獸、吃獸肉的原始人那樣是通過自己的生活經驗得到的。
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為什麽非常重要？就是因為現代人沒有辦法像古人和原始人那樣利用自己的生活經驗給自己制造出認知圖景。
一個原始人、古代社會農民或者中世紀手工業者的認知圖景，是他通過自己的生活經驗得到的，意識形態對他不重要。而且，意識形態如果跟他的生活經驗相矛盾，這樣的意識形態他是不會接受的。
現代人不一樣。大多數現代化的城市居民，他們相信什麽或者不相信什麽，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沒有關系。
一個以色列的小官僚相信“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行為跟納粹對猶太人的行為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這是一種意識形態；
納粹認為“消滅猶太人，做最終解決，是日耳曼民族覆興必需的步驟”，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除去這些意識形態設計以外，他們在辦公室里面做的工作確實是相差不遠的。 一個人是戰犯，另一個人是使飽經患難的猶太民族終於獲得自己祖國的功臣。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也完全是國際政治的後果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結果。
我們要注意，國際政治的後果，按照傳統的猶太基督教的倫理來說，是沒有神聖性和最終性的。
因此，聯合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把納粹大屠殺特殊化這件事情，表面上看不出來，在碎片化的現象界看不出來，
但是從思想淵源的最深處，我必須說，它是敵視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是反基督的，而跟納粹自身所建立的意識形態和所有民族國家的民族神話所建立的意識形態倒是一脈相通的。
它是一種自由主義者稱之為武斷的意識形態建構，而不是像猶太基督教傳統那樣，把所有人造的、暫時的東西跟真正屬於上帝意志的不可毀滅的靈魂區別開來。
等於是說，把二戰造成的國際體系塑造得跟維也納體系和以前的國際體系不同，賦予了近乎宗教的神聖性和建構性，變成一種永遠無法改變的東西。
但是，由於這個體系本身也是由物質力量和特殊的政治經濟組織形式造成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阿倫特本身就是重要的建構者之一，她強調了事物的一方面。當然是根據她本人的感覺，她覺得這個人跟她平時見到的小官僚和灰色人物沒有什麽區別。
她的別的著作，我先不評論。就這一部書來說的話，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根本談不上思想性，毋寧說是政治性的。
1960年代是以色列開始站住腳跟的時代，變得不像是一個隨時會被消滅的草台班子國家了。這個時候，它要通過審判納粹余孽來確定自己的合法性。這是它采取這些行動的直接動機。
而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構基本上固定下來以後，要對二戰體系進行重新解釋，而不是像二戰剛剛結束以後那樣。
很明顯的，在丘吉爾那些老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眼中，關鍵問題是德國問題造成的中歐不穩定性和重建國際體系的必要性。德國人殺猶太人這件事情，只是德國人的眾多犯罪之一，不是很特別。
但是在冷戰時期，西方打著自由民主的旗幟，蘇聯打著進步和人類解放的旗幟，在邊界基本凝固的情況下爭取輿論同情的時候，反納粹戰爭的道德正義性和相應的解釋體系就變得相當重要了。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阿倫特的分析才顯得貌似深刻。而至少照我看來，它其實是膚淺的。
應該說，除了毛姆諷刺過的那種在自己養尊處優的生活當中除了牙疼就沒有經歷過任何痛苦的知識分子以外，她應該知道，同一個人，包括自己，在不同場合之下，是會表現得非常不同的。
像報告文學作家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寫的《凱恩號嘩變》(The Caine Mutiny)當中就描寫過，那位艦長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顯得驚慌失措，失去了部下官兵的心，以至於被想奪他權的人奪了權。
但是回到美國，在法庭上審判，他出現在法庭上的時候，是一個衣冠楚楚、鎮靜、聰明、反應敏捷的人，完全看不出他當時是如何慌亂的。
經歷過事件的人都是這樣的。同一個人，比如說在吃飽的時候和沒有吃飽的時候，在床上和床下，在一個女人身邊或者別的女人身邊，他本能地會變成不同的角色。
不要說別的，一個說方言的小孩子，在學校里面說國語，在自己家里面說方言。他本能地就會在學校里面的國語環境中和自己家里面的方言環境中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這個都不用設計，肯定就是人類本能的社交能力的一部分。比如說，在安全的情況之下表現得非常英勇的嘴炮分子，到了前線嚇得驚慌失措，或者面臨嚴刑拷打的時候什麽都招出來了，這是多麽常見的事情。
艾希曼在失去一切以後顯得像一個普通的小官僚，借口說一切都不是他幹的，這個一點都不能代表他在三十年代做官時的表現。
所謂“褪毛鳳凰不如雞”，這是非常常見的現象。沒有官做的人會非常真誠地以為，一切都是身不由己；
但是他在有官做的時候，同一個人完全可能根本不能忍受別人說“你TMD有什麽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執行命令的”，而是會非常誇張地表現出“我是一個很NB的人物，你們怎麽能看我很不重要”。
有些行動，比如說我們人人都見到過的擺官架子，就是做官的人覺得，你們不能把我看成一個螺絲釘呀，我是很厲害的人物呢，
我行使的國家權力就是我自己的權力，為了害怕你們不明白，我特別給你們擺一個架子看看。
擺官架子是多麽常見的事情，簡直非常符合人類的本性。或者說，不是官的有錢人，奢侈消費一下，讓你佩服他，這是多麽常見的行為。
這就是人類非常日常的本性，所以你並不能夠用他後來的平庸性來衡量他原先的行為。
應該說，這種效果其實主要是一種“劇場效應”。我們大家都要認為，奧斯維辛以後不能再寫詩了(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奧斯維辛以後不會再有奧斯維辛，這件事情就是獨一無二的和過去的事情。
然後我們深刻地思考，深刻地反思，越是深刻地思考和反思，就越是證明我們離奧斯維辛越遠，我離艾希曼越遠。我不是因為碰巧生在德國以外，生在戰勝國的領土上，所以不是艾希曼。
我在我自己的公司或者在我自己的官場中削尖腦袋往上爬的所有技術，假如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寫一些深刻的文章來反思納粹，痛罵納粹，
這些行為跟艾希曼寫一些報告來侮辱猶太人、盡可能要多殺猶太人是有本質區別的。
而失敗的艾希曼則很可能認為，其實TMD這一切只不過都是你運氣好。 我要極力證明我不是運氣好，而是我本來就好。請注意，這個事情可比納粹要古老得多。
人類自古以來，幸運者都傾向於尋找意識形態證明自己不是僅僅幸運，而是本來就應該幸運；而失敗者總是想尋找借口來說，自己並不邪惡或者並不無能，只不過是運氣不好。
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所有主義都是圍繞著人類這個基本心理需求展開的。
這樣的自我文飾，正是猶太基督教傳統通過約伯記和其他故事要克服的東西。什麽叫做人類本性的殘缺？這就是人類本性的殘缺。約伯記說的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人在世界上也會遭受患難。
猶太人永恒的哲學前提，不是我們要像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建立一個大國，打得你們滿地找牙，而是回答上帝擺在猶太人面前的問題：為什麽好人受難，壞人得勢？
約伯就是猶太人的化身，也是人類終極處境的化身。 為什麽選民不是世界的統治者，而是全世界迫害的對象和最飽經患難的族群？
如果我只是像知識分子那樣出一道考題，讓你像阿倫特和其他人那樣寫文章，那麽你寫出來的東西必然像阿倫特那樣膚淺。上帝當然不是這樣做的。
正如法國冉森派(Jansenism)的思想家對法王路易十四所說的那樣：陛下，上帝存在的證據是什麽？請看猶太人，猶太人就是上帝存在的證明。
你國王陛下以及你的所有豐功偉績不是上帝存在的證明，猶太人及其苦難和特殊性才是世界神秘性和上帝存在的證明。
以色列國家作為一個依靠民族神話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它沒有特殊性。這正是某些正統派猶太人根本反對以色列建國的原因。
納粹迫害猶太人，在他們看來，跟約翰國王迫害猶太人或者穆斯林皇帝迫害猶太人沒有什麽區別，不過是又來了一通。它對猶太人的特殊使命並無損害。
而猶太人變成了以色列國民，像猶太覆國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猶太人的苦難隨著祖國的建立而停止了，以後猶太人像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不再是特殊的民族了，猶太人不再是猶太人，而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的關系像英國人跟英國人的關系、法國人跟法國人的關系一樣，猶太人的特殊性到此結束了，這一點才真正背叛了猶太人的特殊使命和上帝交給猶太人的使命。
上帝交給猶太人的使命不是像知識分子那樣坐在書齋里面回答世界的苦難和邪惡問題，而是上帝把你扔進了苦難和邪惡當中，讓你明白承擔世界的苦難和邪惡就是你的使命。
就像是，法蘭西國王和法蘭西貴族從小就明白，替法蘭西人民承擔戰爭和死亡的任務、替法蘭西人民承擔戰場的危險是我的使命。
猶太人跟世界其他民族的關系，就是法蘭西貴族和不用打仗的法蘭西國民之間的那種關系，也是基督徒認為耶穌基督和全世界罪人的那種關系：我作為選民，去承擔世界本質的不義。
這個不義是本質的不義，是深入到人類一切處境、一切靈魂和物質深處的不義，它是不能夠通過人類力所能及的正義——例如紐倫堡審判、雅爾塔協議或者維也納體系得以改變的。
人類的體系所能夠制造的正義，無論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正義、包青天的正義還是維也納會議的正義，都是殘缺和不完善的，不可能改變人類根本性的苦難。
所以，假如聯合國告訴你，“隨著納粹的滅亡和聯合國的建立，種族屠殺永遠結束了，苦難永遠不會重演了，猶太人永遠安全了”，那麽這只不過是一個膚淺的幻想。
這是早在中古時代和更早的時代，猶太人已經通過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通過聖經和約伯記告訴他們的真理中，早已被證否的。
它不但不是更深刻的東西，而是早已被證否了的更加膚淺的東西。沒有這樣的正義，這樣的正義都是浮雲和幻覺。
猶太人永遠需要作為人類苦難和邪惡的代表，面對上帝給他們提出的難題。這個尋找不是像科學家一樣研究，而是通過自己身體的體驗，活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來。
對於脫胎於猶太教的基督教來說的話，人類永遠不可能像是撒旦對耶穌提出的那樣，耶穌你做世界的王，永遠使世界沐浴在正義的陽光當中。不會的，人類的統治永遠不會有完全的正義。
完全的正義和全知全能要僅僅屬於上帝，人類永遠是有罪的。新的罪人推翻了原有的罪人，以為他可以消滅一切罪惡，其實這也不過是幻想，他只不過是會以另一種形式的罪惡來替代原有的罪惡而已。
一個真正的猶太基督教傳統的體現者，或者說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他會對紐倫堡的法官說：你們沒有能力實行正義，你們也實現不了你們的承諾。
納粹主義和現代性在你們身上，正如在艾希曼身上一樣，你們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和所有的一切只是為了安慰你們的良心，並安撫你們的選民，使他們相信他們已經遠離了人類固有的、根本的生存處境。
阿倫特和她進行的所有反思，就包括聯合國和近代進步輿論灌輸給像龍應台和龍應台的讀者我老人家這樣的進步青年、知道分子和報刊雜志讀者的那個世界圖景。
這個世界圖景使大家瘋狂地跳起來爭奪，我們蘇聯人幹的事情跟納粹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國的事情絕對不是納粹的重演。
日本人只是跟德國人結盟，沒有做出任何跟納粹有關系的事情。我們民主國家打敗了納粹和蘇聯，我們怎麽可能是非正義的？
諸如此類的邏輯和爭論的必要性，都是沿著紐倫堡審判和“人類可以在世界上實現正義”這個邏輯展開的。而這個邏輯就違反了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根本，就是說人永遠沒有能力實現正義。
如果說有什麽是深刻，有什麽是膚淺，那麽我得直截了當地說，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核心就是這一句話：人沒有能力實現正義。
任何自以為和宣稱實現了正義的東西，第一，它們必然是膚淺和虛假的；第二，它們很有可能是更大的非正義的一個保護傘和遮羞布。
而像阿倫特那樣論證可以通過深刻的反思而遠離非正義並實現正義，從根本上講不是什麽深刻的東西，只是人類固有的那種“幸運者把自己的幸運合理化”的各種膚淺借口的一種最新現代表現形式而已。
艾希曼雖然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但是當他陷入不幸和絕望、在絞刑台上的時候，按照基督教的傳統，他跟世界上的所有罪人一樣，也是罪人，
而罪人自己在絕望之中，反而比執行正義的法官和幸運者更容易接近真理。
他雖然也像阿倫特膚淺地為幸運者做出解釋一樣，也在膚淺地為失敗者開脫罪行，但是他的失敗、絕望和借口其實比勝利者的反思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人類最深刻的罪性和正義的不可能性。
這個才是薩特和存在主義者、阿倫特和現代自由民主思想家所企圖回避和從水面上繞過去的東西。
人類不是由於單純的政治意義上的問題或者貪婪自私這些東西而實現不了正義，而是像小孩子舉不起一個一百五十公斤的杠鈴一樣，根本就沒有能力理解和承受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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