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這周想請教您的問題是關於這個禮拜在華文圈的大事之一，就是香港蘋果日報被國安法勒令正式停刊了。當然，蘋果日報在台灣的分支也在五月份就已經停刊了紙本。
我回想起，從很多年前我在香港書店買了高華的延安整風那本書開始，香港出版的這些小報期刊就是我了解墻內貴匪高層政治秘聞的主要來源之一。
而貴匪為了讓西方看到香港繼續偽裝成資本主義自由港的樣子，也一直對這些爆料他們各種醜聞與鬥爭的報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到最近幾年有人捅了習維尼主席的情史，它才開始逐漸被收緊。
我一直都對這些反共不反中、只喜歡爆料貴匪各種內鬥、甚至還刻意把貴匪塑造成改革跟保守兩派鬥爭的溫和派中國人媒體感到相當的懷疑。
為什麽我對他們有這種觀感呢？我舉一部叫做《為了N》的日本電視劇情節來做個比喻。
這部懸疑日劇里面最狗血的一幕就是，劇中有一個頻繁受到丈夫家暴的妻子，不斷地向一個小清新大學生釋放一些信號，希望有人救她離開這個家暴的家。
劇中這個小清新大學生信以為真，策劃了一場要帶她脫離家暴丈夫的行動。結果最後三個人在糾纏之中，家暴丈夫不慎被妻子意外打死。
最後妻子卻講出了驚人的事實，就是她雖然被家暴，但是跟丈夫卻是強烈的情感相互依賴關系，根本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個家。之所以向小清新发出求救信號，其實是為了讓丈夫產生嫉妒，好讓他遠離其他女性。
我看到這里，頓時震驚地发現，這些所謂的“民主自由”+“中華本位”的愛好者，還有迎合他們這些愛好的媒體，跟貴匪的關系好像就是這個樣子的。
大中華膠與貴匪，好像是支納粹的表里兩面，各自扮演白臉與黑臉，都是獨派與真正自由民主的敵人。
貴匪在扮演施暴的丈夫，那些民運分子和劉曉波、黎智英這些“殉道者”在扮演被家暴的妻子，但他們始終自認為是一家人。
如果台灣主張我們根本不是你們這一家的，這個虐待狂的丈夫跟被虐狂的妻子就會立刻一起攻擊我們。
所以我猜測，香港這些自由派媒體的背後，是不是也是白區黨在遙控？它們的作用就是偽裝成“中國也有改革或和平演變的可能”。
現在貴匪正式宣判蘋果日報的死刑，是否象征著維尼對白區工作越來越不滿意的一種懲治？不知道您是怎麽看的？
您會建議我們如何教育還在成長中的年輕人看清楚貴匪跟他們的虐戀關系，趁早遠離，不要浪費同情心？
劉仲敬：香港是一個交錯地帶。它本來就像是以前的上海一樣，是英美情報機構和中國地下黨的一個緩沖地帶，雙方之間的活動本來都是有默契的。
但是對於習近平來說的話，他要做掉白區黨，表面上的原因都是次要的，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白區黨現在花錢太多，跟緊縮開支的要求頗不適合。
就從地下黨自己的角度來講，香港是一個顏色革命的前哨陣地。顏色革命是由民間團體、NGO、媒體之類的覆雜系統組成的一個松散網絡。表面上的色彩不太重要，而分散性和多中心性才是它根本的力量所在。
對付這種多中心性的網絡，自己也需要有相應的類似配置。而相應的類似配置在雙方相互交涉的過程當中，顏色會變得非常覆雜。
結果就等於是，白區黨自身也會變成顏色革命輸入內地的工具，同時也是改革開放幹部輸出資金、使資金在香港轉圈、然後掉一圈輸入的一個重要口岸。
在這個過程當中，白區黨自身的組織會變成一個洗錢的工具，跟顏色革命的對手相互合作，合作和對抗變得不可分離。
這種情況下，從黨的角度看待白區黨，就有了嘉靖皇帝看待倭寇、道光皇帝看待十三行的類似的覆雜感情。
白區黨是雙元的。所謂海夷道禍國病民，既是天子之南庫，又是漏卮之來源。
白區黨既是紅區黨滲透白區、搜集必要情報和物資的渠道，也是改革開放幹部腐敗、資金外逃、跟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合謀推動顏色革命的一個重大漏洞。只要香港還在的話，這方面的漏洞就補不上。
兩方面的作用到底哪一方面更大，隨時隨地都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直接的刺激因素肯定就是資金。
要把白區黨的遊戲長期玩下去的話，就要按照香港的遊戲規則，推行相應的政黨政治，建立相應的外圍社會機構，具體地說就是中聯辦、民建聯和工聯會這一系列一層一層套起來的團體。
而中聯辦相對於香港工作委員會，就是因為在對付顏色革命的過程中機構變得太過於臃腫，才最終喪失了黨中央的信任。
中聯辦漸漸變成一個操縱社會組織和政黨選舉的工具，而它制造的民眾團體需要有大量來自中國方面的輸血才能夠維持。像民建聯，就是一個超級花錢的機構。
花了大量的錢，仍然得不到相應的效果，自然而然會使支持它的白區黨在中國內部失寵。
當時廖承志和饒彰風在活動的時代，華南分局或香港工作委員會的規模是極小極小的。
領導小組差不多像是越共南方局一樣，一輛卡車就能裝下，總共就只有幾十個人。就這幾十個人，操縱著華商報以及從香港到印尼和馬來的極其龐大的組織。
而現在的中聯辦，變成一個像孔子學院一樣的美差肥缺。大量的只想撈錢的廢物幹部跑到香港來養老，像是滿洲八旗進駐杭州一樣，準備在這里過好日子。
同時，大量的紅色資本家想要往香港輸送“內資”，在香港把“內資”洗白，然後反過來以“外資”的資格重新進入中國。
當然還不用說從中共系統內部出來避風頭的人，像向心那種人，在官場中一度失意，避風頭避到香港來，或者是正式被整肅後跑到香港來轉一個圈。
這樣一來，香港本身就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腫瘤和漏洞所在。
區議會選舉和香港大遊行，對於習近平來說是一個下定決心的契機。
按照中聯辦和白區黨傳統的工作邏輯，這是顏色革命的預演，是顏色革命輸入到內地的準備工作。為了對付它，必須進一步擴大工作機構，進行社會團體和社會團體之間的競爭。
比如說福建黑幫打手的輸入諸如此類的開支，又要變成一個常態性開支。這樣的常態性開支，比打一場戰爭都還要大得多。
另一種對付顏色革命的方式就是，越過現在已經是過於臃腫而不管用的白區黨機構，派遣新的工作組。
新的工作組要像黨過去的工作組一樣，把現在已經過於臃腫、花錢太多、不受信任的白區黨拋在一邊，直接受黨中央領導，以垂直管理的方式下放到已經調配不靈的地方政府頭上。
以尚方寶劍的資格，要像康熙微服私訪那樣，有自己的渠道跟中央聯系。
這就是駱惠寧他們和國安法的根本背景。國安法制造的是一個平行機構。
平行機構的產生，就說明原有的白區黨的官僚化臃腫機構已經不受信任，但是又不能夠直接把它們砍掉，只有繞過它們，像雍正皇帝制造軍機處一樣，制造另一個垂直管理系統。
新的垂直管理系統得到中央的直接信任，舊的系統得不到信任。讓新的系統來救場，把舊的系統控制不了的局勢加以控制。
加以控制的目的，既是對外，也是對內。就是要打破原有的遊戲規則，使雙方既聯合又鬥爭的局勢告一段落，把顏色革命所依靠的那些主要窩點統統打掉。
打掉以後，白區黨就沒有借口依靠這些窩點的存在，給自己制造龐大的機構大量用錢了。同時，依托於香港魚龍混雜的特殊地位進行外逃和撤資的各種漏卮也可以借此機會堵上。
這是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資金外逃和人事外逃的渠道堵住，另一方面把境外敵對勢力和外圍NGO動員群眾的幾個窩點打掉，這兩者是兩位一體的事情。
白區黨的遊戲要得到開展，他們名義上的對手的顏色革命活動對他們來說也是必需的，這樣他們才能夠不斷地安插人和錢。
這些活動機構當中，蘋果日報算是其中之一。肯定就是在十年以前或者更早以前，在2004年前後，顏色革命開始變成中國情報機構的應對重點的時候，
香港的背景覆雜的、跟多方面都有聯系的可能的顏色革命窩點就已經有既成的黑名單了。
不過當時基本的對策仍然是把香港作為灰色地帶和掩護，在這里進行暗鬥，不把暗鬥送到明爭的台面上來。
而現在的政策改變就是，暗鬥給我們造成的損失超過了我們的利益，所以要采取更加廉價而省錢的方式。
廉價而省錢的方式就是通過進擊，打掉對方的窩點，同時使我方派駐香港的白區黨人員失去白區黨的基本功能，失去人事和資金的流量，變成一個幹癟的、闌尾式的官僚機構。
無需正常摘除，只要原先通過它的信息流量和資金流量就此中斷，然後它就會像曾國藩時代以後的杭州八旗一樣，變成一個廢物養老機構，它原先給共產黨造成的問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蘋果日報是一個灰色的窩點。通過它，在香港進行外圍活動的共產黨其他派系的金錢和從事顏色革命的敵對勢力團體的金錢混雜在一起。
名義上反對國安法和香港親華派領導人林鄭月娥這些人的鬥爭當中，
沒有被完全搞掉的黨內其他山頭（包括有一些紅二代或紅三代背景的改革開放幹部集團）向香港的遊行群眾輸送金錢，跟境外敵對勢力合作，這個才是習近平的心腹大患。
理論上是敵對的雙方，實際上在名義上相互鬥爭的過程當中故意把事情做大，構成在黨內對習近平不利的局勢，這才是習近平需要及時收束的局面。
而他派遣跟資本主義沒有直接聯系的、沒有白區工作經驗的人，差不多就像是張經和朱紈這樣的欽差大臣南來，就是因為北京的皇帝已經不信任浙江福建一帶的巡撫總督了。
這些巡撫總督跟倭寇——或者不如說是吳越走私商人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利益勾連。皇帝正確地看出，倭寇的問題不在於日本人，而在於朝廷內部的腐化勢力。
因此，他必須派清廉正直的清流幹部，沒有在沿海地區撈過錢、剛剛到達沿海地區、還沒有來得及培養盤根錯節關系網的特派員和中央直轄工作組，來處理這些問題。
在他們還來不及形成新的腐敗勢力之前，把吳越腐敗勢力的官場、士紳、倭寇、走私商人的覆雜網絡清洗一下。這是對付倭寇的唯一可能辦法。
同樣，沿海地區的官軍也不能用，要從廣西調狼兵和土司兵去對付他們，因為沿海地區的官兵肯定是深度卷入走私貿易、而且從中分利的。
像招商局，由東江縱隊和南洋白區黨脫胎而來的那些舊廣東統戰機構，他們是改革開放的主力，在這一方面扮演的是最可疑的角色。
他們借助香港，以純潔無害的民主小清新為借口，實行中外反動勢力的合作，對習近平實行逼宮，是非常危險的一步。
像駱惠寧這樣的人，所有的履歷都在內地，在香港本身沒有關系網，跟傳統的白區黨勢力彼此之間是嫉妒和互不合作的關系，就適合於實現以打擊倭寇為名、實際上整頓積重難返的吳越官場的真實目的。
當然，按照民主小清新的敘事，這顯然是中共專制勢力跟香港民主勢力的一場鬥爭。
但是實際上從習近平自己的角度來講，不是用斯大林式清洗的手段，而是用比較傳統的帝國式清洗的手段，類似蔣介石、嘉靖皇帝和道光皇帝的手段，來搞定他在共產黨官場內部的對手。
不是徹底消滅他們，而是迫使他們退休收手，放棄他們的爪牙。這種林則徐式的手段，是目前習近平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這些措施指向的真正方向並不是香港的英美代理人，盡管“打掃幹凈房子再請客”是一個必要的附帶措施，肅清倭寇的走私船隊對於清洗他們在官場內部的接應人也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兩眼一抹黑、手頭的人手也不多的內地幹部是沒有辦法進行工作的。但是，關上門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外面的蒼蠅再進來。
不讓外面的蒼蠅進來以後，家里面的蒼蠅才比較好打。否則如果窗戶開著的話，一方面家里面的蒼蠅不出去，另一方面外面的蒼蠅更多地往里面進，你在里面疲於奔命地打蒼蠅，蒼蠅是永遠打不完的。
打蒼蠅的第一個前提就是關門。現在這個措施就是關門。關門被解釋為針對門外的敵對勢力的措施，但是實際上，至少在現階段它的主要目標是門內已經飛得太久、太討厭的一群大蒼蠅。
同時，在打蒼蠅的過程當中，暫時還不要觸動冰箱里面那些正在腐爛的食物。
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講，北京那些甚至可能主要是由紅二代和紅三代組成的改革開放幹部勢力，才是他真正要收拾的對象。
收拾的方式，就是要使他們跟國外的合作對象和鬥爭對象相互隔離，使他們漸漸變成沒有辦法再問事的退休老人。
這等於是一個階級性的趙紫陽方式，把過去幾十年對待趙紫陽及其家屬的做法擴大到整個改革開放幹部和他們的後台老板身上，盡可能地隔離中外反動勢力。
實在隔離不了的情況下，就會发生一系列事端，比如說要抓幾個加拿大外交官、幾個美國NGO組織者或者香港報刊雜志老板。
但是這些行動本質上並不是針對加拿大或者香港的外交行動，而是隔離北京那些不大顯山顯水、但是經常在中外反動勢力當中牽線搭橋的掮客勢力。
北京的改革開放幹部，包括一部分從鄧小平時代就遺留下來、在黨內有深刻關系網的老人，
他們內部的關系是怎樣操作的，他們怎樣容忍習近平上台，以及處在被孤立和失勢的情況之下他們跟曹爽曹大將軍還有多大區別，現在的局外人是無從得知的。
他們肯露出頭來的那些機構都是比較浮面上的。例如，招商局是他們在香港的一個重要據點，當然不是唯一一個據點。
改革開放的主要企業集團，在這方面都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們是匪諜機構；另一方面，它們也是顏色革命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反向機構。顏色革命要成功，在體制內是必須有內應的。
內應的最好對象，就是論幹部體系的來源是1978年以後覆活的那些以前在三、四十年代被抗戰時期的延安中央不太信任和整肅的南洋系幹部，有南洋粵僑背景或者東江縱隊背景的幹部。
這些幹部本身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體制內相當邊緣，而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重新組合的機會。換句話說，以收買原先抱著懷疑態度、並不是他們自己人的黨內大佬的方式，建立一個新的改革開放聯盟。
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給原先的紅二代當中願意讚助改革開放的那一部分人大量送錢，在招商引資的部門給他們的子弟安排美差肥缺。
然後讓他們帶著錢和二奶之類的跑到香港，或者進一步跑到美國或加拿大去，置辦豪宅，提供一個腐敗洗錢的機會。這一點就等於是雙方共同合作推行改革開放的必要代價。
當然，這些人在知識分子方面和在無產階級改革開放資本家方面都有自己相應的代表。而這些代表和他們運用的金錢，就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知識分子和新企業家推行和鼓吹自由主義運動的真正力量來源。
當然，他們跟美國全球主義者和推行顏色革命的各種基金會之間就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關系。
在香港，浮面上看起來顯得像是鬥爭更多；但是在北京，情況就更像是他們聯合起來跟習近平和以往曾經出現的各種反改革開放勢力、反全球化勢力的鬥爭。
從北京的角度來講，類似索羅斯這樣使混合資金流入內地從事NGO建設、有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支持的集團，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全球主義者插入到中國內地、在將來進行烏克蘭式顏色革命的預備組織。
但是它們不能夠直接被打掉，直接被打掉是牽涉太大、震動太大的。如果打掉它們在香港的聯絡人和背後的支點，那就像是切斷章魚觸手的根部一樣，章魚觸手前面的卷須就會自動萎縮而死亡。
像趙紫陽的老朋友翁永曦，他本來在八十年代是跟王岐山一樣的人。後來在趙紫陽垮台以後，他跟王岐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當然，這不僅僅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他代表的是，在1989年以前還大體上是一體的那個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聯盟发生了分化。
他們都是金觀濤的合作夥伴。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走向未來叢書，嚴家其和金觀濤這些人，橫跨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大體上講是他們這一撥人培養出來的，或者跟他們本來就是同一撥人。
而王岐山最終變成了白區黨的一個幹將，變成了習近平名義上的二把手。他當這個二把手，就像是張學良當蔣介石的二把手一樣。
蔣介石如果把所有的自己人都安插在重要位置上，那麽他是統戰不了國民黨，更統戰不了中華民國的。
張學良代表著非國民黨系、更不要說是非蔣介石系的中華民國各軍閥勢力當中的最大佬。有張學良倒向蔣介石，那麽閻錫山和馮玉祥就鬧不了大事，因為張學良在他們後面看著他們。
也只有張學良當了副主席，北伐實現不了的軍事目標才能夠通過統戰實現。
王岐山在非共產黨系、更不要說是非習近平系的白區黨、無產階級資本家和中外反動勢力當中，发揮的作用也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像張學良一樣，他的輻射能力能夠達到美國的白區黨，以及跟白區黨有深刻聯系的、企圖在中國賺錢的、像保爾森這樣的美國全球主義者。
因此，在抗戰正式爆发以前，張學良一定是國民政府的副主席和未來行憲以後的副總統候選人。如果不发生西安事變的話，他這個位置是打不掉的。
這跟蔣介石與此同時不斷地企圖剪除張學良的羽翼、打掉他的軍事基礎是不矛盾的。
如果蔣介石的計劃能夠順利實施的話，他其實不會拿掉張學良，只是會把東北軍漸漸裁光，但是張學良本人肯定是要當一輩子副總統的。不這樣做，是壓不住場面的。
王岐山、白區黨、改革開放幹部這個混雜的聯盟，我們要注意，我雖然把他們說在一起，但是他們不是自己人，他們相互之間是鬥得很緊的。
就像是，在張學良的覆蓋之下，閻錫山和馮玉祥跟東北軍舊部彼此之間也是敵人。他們雖然都是反蔣勢力，而且也不是國民黨的嫡系，對於國民黨來說是黨外勢力，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也是敵人。
有張學良在，就能夠壓住他們。張學良一方面作為國民政府的首席統戰對象，統戰黨外和各種反蔣人士，同時張學良也利用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威勢來鎮壓閻錫山、馮玉祥和蔣外各種勢力當中的敵人。
如果他跟蔣介石不結成聯盟的話，他不一定能夠鎮得住馮玉祥和閻錫山他們。
做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副主席和中華民國的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以後，他的地位就顯得比閻錫山和馮玉祥高一級了。在黨外勢力內部爭奪資源的戰鬥當中，他因此而占了上風。
所以他跟蔣介石是各取所需的。王岐山和習近平之間的關系也是這樣的。 而王岐山和張學良能夠发揮這種作用，他們的出身是非常重要的。
王岐山是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普遍懷念、包括香港的粉華勢力非常懷念的那種1989年以前改革開放小清新聯盟還存在時期的清流代表，這個出身是他能夠发揮這個作用的關鍵所在。
當然，他发揮了這個作用以後，他自己就黑了，他自己就做不成清流了。相反，他會是黨內的第一號腐敗勢力。
而白區黨和中外反動勢力合作，也就不再像是1989年以前那樣，好像是反對蘇聯、為民請命，是全世界民主勢力在中國的一個代表；
而變成了美國腐敗勢力和中國腐敗勢力相互合作和勾連、玩弄黑錢的一個機構，自身的形象完全敗壞了。
當然，這是他個人選擇的結果，但是從更深層的角度來講，也是他所屬的那個政治集團需要有他這樣一個代理人的結果。
當然，他們還有另一方面的代理人，就是翁永曦。翁永曦在趙紫陽倒台以後，在1989年以後已經變成兩面不討好的、趙紫陽式的那種“黨內開明派和黨外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推動自由民主”的一個小小的象征物。
他像佛像一樣被供起來，留在北京，等待各方輿論領袖和民間勢力去朝聖。
這個一方面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和王岐山共同所屬的那個政治集團的需要。
他們既需要像王岐山這樣掌握現實政治資源的人，否則沒有辦法運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像翁永曦這樣的人，能夠保持一點點八十年代比較清廉的改革開放幹部的形象，還能夠吸引民間勢力。
一方面是发揮統戰作用，另一方面是发揮招攬豪傑的作用，雙方之間是一陰一陽的關系。
89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幹部不再有柯雲路寫《新星》那個時代好像是為民請命的那種角色，而變得像是李鴻章時期的招商引資幹部一樣。
無非就是，跟洋人打交道、當洋務派是一個很发財的渠道，自己變成一個撈黑錢的角色。
跟他們相對應的知識分子由民主主義者變成了自由主義者，其實也就是委婉地暗示了，爭取民心這件事情現在要放下了。
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幹部，從鄧小平的角度和黨內紀律的角度來講，就是要通過爭取民心，破壞黨內紀律，對黨內元老兩面三刀，真實目的是逼宮。
從事這種陰謀的人像他們的大佬趙紫陽本人一樣，在民間要有一個好的形象。當然，好的形象也是知識分子合作塑造出來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手下的人確實撈錢也撈得太多了。
而九十年代以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再企圖爭取人民，強調要自由不要民主。對應的就是，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幹部要像李鴻章時期的招商引資官員一樣，首先要肥了自己。
以贖買方式，把尤其是掌握兵權和黨內原有核心信任渠道的那些紅二代和紅三代收買過來一部分，以此作為自己的護符，實現中外反動勢力的聯結。
相應的，國內思想界引入了保守自由主義。外圍知識分子不知道門道，只知道有些大佬在引進哈耶克。保守自由主義的引入，背後是有政治背景的。
那麽多西方思想家，論分量好像也都差不多，誰誰誰突然被開了禁，這就是一個放開抑制之手的問題。
那麽多人，反正按照原教旨主義方式來講全都是敵對勢力。八十年代，我們松一松手，開了這撥人的禁；九十年代，我們松一松手，又開了那撥人的禁。開誰的禁，其他人為什麽不開禁，那都是有講究的。
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開的那些禁，導致了民主主義徒子徒孫的繁榮；九十年代開的那些禁，導致了自由主義徒子徒孫的繁榮。
徒子徒孫和小角色，比如說像當時的我老人家本人，完全不知道上層大佬在幹些什麽。只覺得，不得了了，先進的思想被引進了。而我拿著這些先進思想，在我的圈子里面裝逼，顯得我也十分先進。
其實，你拿到的都是別人漏了好幾層才漏到你這里的東西，因為你所在的地方屬於食物鏈的下層，而食物鏈的上層就是翁永曦和王岐山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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