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斯科特·派克
類別：社會心理
這本書處處透露出溝通與理解的意味，它跨越時代限制，幫助我們探索愛的本質，引導我們過上嶄新，寧靜而豐富的生活；它幫助我們學習愛，也學習獨立；它教誨我們成為更稱職的、更有理解心的父母。歸根到底，它告訴我們怎樣找到真正的自我。
正如開篇所言：人生苦難重重。M·斯科特·派克讓我們更加清楚：人生是一場艱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當漫長。但是，他沒有讓我們感到恐懼，相反，他帶領我們去經歷一系列艱難乃至痛苦的轉變，最終達到自我認知的更高境界。
第一部分 自律
問題和痛苦
人生苦難重重。
這是個偉大的真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真理之一。它的偉大，在於我們一旦想通了它，就能實現人生的超越。只要我們知道人生是艱難的———只要我們真正理解並接受這一點，那麼我們就再也不會對人生的苦難耿耿於懷了。
然而，大部分人卻不願正視它。在他們看來，似乎人生本該既舒適又順利。他們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抱怨自己生而不幸，他們總是哀嘆無數麻煩、壓力、困難與其為伴，他們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命運偏偏讓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他們的部落、他們的社會階級、他們的國家和民族乃至他們的人種吃苦受罪，而別的人卻安然無恙，活得自由而又幸福———我熟悉類似的抱怨和詛咒，因為我也曾有過同樣的感受。
人生是一連串的難題，面對它，你是哭哭啼啼，還是勇敢奮起？你是束手無策地哀嘆，還是積極地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並慷慨地將方法傳給後人呢？
解決人生問題的首要方案，乃是自律，缺少了這一環，你不可能解決任何麻煩和困難。局部的自律只能解決局部的問題，完整的自律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生活中遇到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解決它們，就會帶來新的痛苦。各種問題結隊而來，使我們疲於奔命，不斷經受沮喪、悲哀、難過、寂寞、內疚、懊喪、惱怒、恐懼、焦慮、痛苦和絕望的打擊，從而不知道自由和舒適為何物。心靈之痛，通常和肉體之痛一樣劇烈，甚至更加難以承受。正是由於人生的矛盾和衝突帶來的痛苦如此強烈，我們才把它們稱為問題；正是因為各種問題接踵而來，我們才覺得人生苦難重重，悲喜參半。
人生是一個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的過程。問題能啟發我們的智慧，激發我們的勇氣；問題是我們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為解決問題而付出努力，能使思想和心智不斷成熟。學校為孩子們設計各種問題，促使他們動腦筋、想辦法，恐怕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的心靈渴望成長，渴望迎接成功而不是遭受失敗，所以它會釋放出最大的潛力，儘可能將所有問題解決。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痛苦，能讓我們得到最好的學習。美國開國先哲本傑明·富蘭克林說過：「惟有痛苦才會帶來教益。」面對問題，聰明者不因害怕痛苦而選擇逃避，而是迎上前去，直至將其戰勝為止。
遺憾的是，大多數人似乎不是聰明者。在某種程度上，人人都害怕承受痛苦，遇到問題就慌不擇路，望風而逃。有的人不斷拖延時間，等待問題自行消失；有的人對問題視而不見，或盡量忘記它們的存在；
有的人與麻|醉|葯和毒品為伴，想把問題排除在意識之外，換得片刻解脫。我們總是規避問題，而不是與問題正面搏擊；我們只想遠離問題，卻不想經受解決問題帶來的痛苦。
規避問題和逃避痛苦的趨向，是人類心理疾病的根源。人人都有逃避問題的傾向，因此大多數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缺陷，真正的健康者寥寥無幾。有的逃避問題者，寧可躲藏在頭腦營造的虛幻世界里，甚至完全與現實脫節，這無異於作繭自縛。心理學大師榮格更是明確地指出：「神經官能症，是人生痛苦常見的替代品。」
替代品帶來的痛苦，甚至比逃避的痛苦更為強烈，神經官能症由此成了更棘手的問題。不少人為逃避新的問題和痛苦，不斷以神經官能症為替代品，導致患上各種心理疾病。所幸也有人能坦然面對神經官能症，及時尋求心理醫生幫助，以正確的心態面對人生正常的痛苦。事實上，如果不顧一切地逃避問題和痛苦，就會由此失去以解決問題推動心靈成長的契機，導致心理疾病越來越嚴重，而長期的、慢性的心理疾病，就會使人的心靈停止生長。不及時治療，心靈就會萎縮和退化，心智就永遠難以成熟。
正確的做法是：我們要讓我們自己，也要讓我們的孩子認識到，人生的問題和痛苦具有非凡的價值。
勇於承擔責任，敢於面對困難，才能夠使心靈變得健康。自律，是解決人生問題的首要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通過自律，我們就知道在面對問題時，如何以堅毅、果敢的態度，從學習與成長中獲得益處。我們教育自己和孩子自律，也是在教育我們雙方如何忍受痛苦，獲得成長。
自律究竟包括哪些技巧呢？如何通過自律，消除人生的痛苦呢？簡單地說，所謂自律，是以積極而主動的態度，去解決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則，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推遲滿足感、承擔責任、尊重事實、保持平衡。它們並不複雜，不過要想正確地運用它們，你需要細心體會，廣泛實踐。它們其實相當簡單，即便是十歲的小孩，也能夠最終掌握。不過有時候，即使貴為一國之君，也會因忽略和漠視它們而遭到報復，自取滅亡。實踐這些原則，關鍵在於你的態度，你要敢於面對痛苦而非逃避。對於時刻想著逃避痛苦的人，這些原則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他們也絕不會從自律中獲益。接下來，我要對這幾種原則深入闡述，然後再探討它們背後的原動力———愛。
推遲滿足感
不久前，一位30歲的財務分析師請求我的幫助，她想糾正在最近幾個月里，總是拖延工作的惡習。
我們探討了她對老闆的看法，老闆對她的態度；她對權威的認識以及她的父母的情況。我們也談到她對工作與成就的觀念；這些觀念對其婚姻觀、性別觀的影響；她同丈夫和同事競爭的願望，以及競爭帶給她的恐懼感。儘管一再努力，但這種常規心理分析和治療，並未觸及問題的癥結。終於有一天，我們進入久被忽略的一個領域，才使治療出現了轉機。
「你喜歡吃蛋糕嗎？」我問。
她回答說喜歡。
「你更喜歡吃蛋糕，」我接著問，「還是蛋糕上塗抹的奶油？」
她興奮地說：「啊，當然是奶油啦！」
「那麼，你通常是怎麼吃蛋糕的呢？」我接著又問。
我也許是有史以來最愚蠢的心理醫生了。
她不假思索地說：「那還用說嗎，我通常先吃完奶油，然後才吃蛋糕的。」
就這樣，我們從吃蛋糕的習慣出發，重新討論她對待工作的態度。正如我預料的，在上班第一個鐘頭，她總是把容易和喜歡做的工作先完成，而在剩下六個鐘頭里，她就盡量規避棘手的差事。我建議她從現在開始，在上班第一個鐘頭，要先去解決那些麻煩的差事，在剩下的時間里，其他工作會變得相對輕鬆。考慮到她學的是財務管理，我就這樣解釋其中的道理：按一天工作七個鐘頭計算，一個鐘頭的痛苦，加上六個鐘頭的幸福，顯然要比一個鐘頭的幸福，加上六個鐘頭的痛苦划算。她完全同意這樣的計算方法，而且堅決照此執行，不久就徹底克服了拖延工作的壞毛病。
推遲滿足感，意味著不貪圖暫時的安逸，重新設置人生快樂與痛苦的次序：首先，面對問題並感受痛苦；然後，解決問題並享受更大的快樂，這是惟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其實，我們早在小時候（通常從五歲開始），就可以學會自律的原則，避免只圖眼前安逸帶來的不利。例如在幼兒園裡，有的遊戲需要孩子們輪流參与，如果一個五歲的男孩多些耐心，暫且讓同伴先玩遊戲，而自己等到最後，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樂趣，他可以在無人催促的情況下，玩到盡興方休。對於六歲的孩子而言，吃蛋糕時不把奶油一口氣吃完，或者先吃蛋糕，后吃奶油，就可以享受到更甜美的滋味。小學的孩子正確對待家庭作業，是實踐「推遲滿足感」的最佳手段。孩子滿12歲時，無須父母催促，首先做完功課，再去看電視。到了十五六歲以後，他們的實踐更可以得心應手。到了青春期，他們處理類似問題，應該形成一種習慣或常態。
根據教育工作者的經驗，不少青春期的少年，卻缺少這種健康的常態。許多孩子懂得推遲滿足感的好處，但還有的孩子顯然缺乏能力和經驗。有的孩子長到十五六歲，仍舊缺乏「先吃苦，后享受」的意識，而是恰好將次序顛倒過來，他們很容易成為「問題學生」。他們的智商與別人相比毫不遜色，但不肯用功學習，導致成績遠遠落在別人後面。他們說話和做事，全憑一時衝動。只要心血來潮，他們動輒曠課或逃學。他們不願思考，缺乏耐心，這很容易危及他們的社會生活：喜歡打架，與毒品為伴，故意與警方為難併發生衝突，此類情形司空見慣。「先享受，后付費」，成為他們的座右銘。他們最需要心理治療，卻往往為時已晚。意氣用事的青少年，通常不喜歡被人干涉，即便心理治療師能以客觀、公正、親切的姿態，慢慢化解他們的敵意，他們也難以積極配合整個治療過程。他們的主觀衝動過於強烈，經常逃避定期的治療。心理醫生的一切努力，常常以失敗告終，最終這些孩子離開學校，浪跡社會。他們的成年生活也極為糟糕———婚姻不幸，精神恍惚、神不守舍，容易遭受意外事故，而精神病院或者監獄可能成為他們最終的歸宿。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為什麼大部分人擁有足夠的自制力，能避免貪圖一時安逸的惡果，卻有相當數量的人不懂得推遲滿足感，最終成為失敗者？其中的原因，目前醫學界尚無定論，僅有的答案也缺乏足夠的依據，基因的作用並不明顯，其他因素也有待科學論證，但大部分跡象表明，在這方面，家庭教育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父母的過錯
缺少自律的孩子，未必是因為父母管教不嚴。不少孩子甚至經常遭受嚴厲的體罰，即便小有過錯，父母也會噼頭蓋臉地打過去：掌摑、腳踢、鞭打、拳擊，可謂花樣翻新。這種教育不僅收效甚微，甚至反而使局面惡化。
父母本身難以自律，就不可能成為孩子的榜樣。父母常常告誡孩子：「照我的話去做，不過別去學我。」他們酗酒無度，或在孩子面前惡語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他們缺乏起碼的自制力，缺少長輩的尊嚴和理性；他們形容邋遢、一塌煳塗，甚至偷懶耍滑、背信棄義。他們的生活毫無章法，卻強迫孩子有條不紊地生活。可想而知，假如父親動輒毆打孩子的母親，那麼母親因兒子欺負妹妹而對其施以體罰，又有多少意義呢？如何又能指望兒子聽她的話，控制好情緒呢？在年幼的孩子心中，父母就像上帝那樣位高權重。孩子缺乏其他模仿的對象，自然把父母處理問題的辦法全盤接受下來，並視為金科玉律。父母懂得自律、自製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會心領神會，並奉之為最高準則。父母的生活混亂不堪、任意妄為，孩子們同樣照單全收，並視為不二法門。
父母的愛心至關重要，即便家庭生活混亂，倘若有愛存在，照樣可以培養出懂得自律的孩子。父母身為醫生、律師、企業經理、慈善家，即便在職業上得心應手，生活方式也相當嚴謹，倘若缺少愛和溫情，他們培養的子女，就和成長在貧寒、混亂家庭的孩子一樣，照樣不懂得自律，照樣隨心所欲、無法無天。
愛，關乎心靈的健康成長。在本書後面部分，我將就此深入探討。愛，是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有必要了解愛的實質，以及愛同自律的關係。
我們愛某樣東西，就會樂於為它付出時間。譬如，某個青年終於擁有心儀已久的汽車，你就會發現，他把多少時間用在汽車上面：擦車、洗車、修車、給汽車美容、不停地欣賞它、整理汽車內室……你也可以觀察，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如何照料他的花園：澆水、施肥、修剪、除蟲、嫁接、移植……對子女的愛也同樣如此，我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照顧他們、陪伴他們。
讓孩子學會自律，也需要時間。不把精力用在孩子身上，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少得可憐，就無法深入了解其需要，就不知道他們在自律方面，還需要哪些條件。遺憾的是，即便孩子明顯需要紀律訓練的時候，我們可能照樣無知無覺，甚至不管不顧。「我沒精力管你們，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最後，到了危機時刻，孩子的錯誤導致我們惱怒，我們就會把滿腔怨氣發泄出來。我們根本不願去調查問題的本質，也不考慮哪種教育模式最適合。父母習慣用嚴厲的體罰教訓孩子，本質上不是教育，而是發泄怨氣和不滿。
聰明的父母決不會這樣做。他們願意花時間了解孩子，對症下藥地教育孩子。哪怕孩子犯了大錯，他們也恰當運用敦促、鼓勵、表揚，或必要的警告和責備。他們靈活調整孩子的發展方向，認真觀察孩子的言行舉止：吃蛋糕、做功課、撒謊、欺騙、逃避任務……他們也會傾聽孩子的心裡話，在對孩子的管教上，他們掌握分寸，張弛有度。他們給孩子講有意義的故事，適時親吻、擁抱、愛撫他們，及時糾正孩子的問題。
毋庸置疑，父母的愛，決定了家庭教育質量的優劣。充滿愛的教育帶來幸運；缺乏愛的教育只能導致不幸。富有愛心的父母，善於審視孩子的需要，做出理性、客觀的判斷。他們也可能在面臨痛苦抉擇時，與孩子一道經受痛苦和折磨。孩子也當然會逐漸意識到，父母甘心陪著忍受苦楚的一片苦心。他們未必立刻流露感激之情，卻可以領悟到痛苦的內涵和真諦，他們提醒自己：「既然爸爸媽媽願意陪著我忍受痛苦，痛苦就不見得那麼可怕，而且未必是太壞的事。我也應該承擔責任，面對屬於自己的痛苦。」———這就是自律的起點。
父母付出的努力越大，孩子感受到的重視程度，就越是強烈。有的父母為掩飾在家庭教育上的失敗，就會不停地告訴孩子，說自己是多麼愛他們，多麼重視他們，云云，但真相無法逃過孩子的眼睛。孩子不會被謊言和欺騙長期蒙蔽，他們渴望得到父母的愛，但父母一再出爾反爾，只會讓他們漸失信心。即便他們表面不會牢騷不斷，或大發雷霆，可父母的教導和許諾，近乎一錢不值。更為糟糕的是，他們會情不自禁地模仿父母，拷貝父母的處世方式，將它視為人生的標準和榜樣。
那些沐浴著父母的愛的孩子，心靈卻可以健全發展。他們也可能因父母一時的忽視表示不滿，然而他們對父母的愛感激不盡。父母的珍視讓他們懂得珍惜自己，懂得選擇進步而不是落後，懂得追求幸福而不是自暴自棄。他們將自尊自愛作為人生起點，這有著比黃金還要寶貴的價值。
「我是個有價值的人」，有了這樣寶貴的認知，便構成了健全心理的基本前提，也是自律的根基。
它直接來源於父母的愛。「天生我材必有用」，這種自信須從幼年培養，不然成年後再作補救，往往事倍功半。孩子幼年起就享受到父母的愛，成年後即便遭遇天大的挫折，幼年培養的強大自信，也會使其鼓足勇氣，勇敢地戰勝困難，而不致自暴自棄。
自尊自愛的感覺，是自律的基礎。自律的核心，就是學習自我照顧，承認自我價值的重要性，並採取一切措施照顧自己，這是走向自立的關鍵。假如懂得自我珍惜，我們就會合理安排時間。那個拖延工作的財務分析師的問題，就在於她一度忽略和漠視時間的價值，因此鬱鬱寡歡，無謂地虛度光陰。童年時，她曾有過不幸的遭遇：親生父母有能力照顧她，可是每逢學校放假，他們都會拿出錢，把她送到養父母家中，她從小就體驗到寄人籬下的感覺。孩子覺得父母不重視她，也不願意照顧她，她從小就覺得低人一等。她長大以後雖聰明能幹，自我評價卻低得可憐。所以，她不得不從最基本的自律做起。意識到時間有多麼重要，她終於重新設定時間表，讓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到充分利用。
孩子童年時能得到父母的愛和照顧，長大后內心就會擁有安全感。所有的孩子都害怕被遺棄。孩子到了六個月大，就會意識到自己與父母彼此分離，這使他們感覺無助。他們知道，依靠父母提供物質資料，才能獲得生存，遭到遺棄就無異於死亡，所以害怕任何形式的遺棄。父母對此都有敏銳的直覺，他們向孩子做出保證：「我們是愛你的，永遠不會丟棄你不管。」「爸爸媽媽當然會回來看你，我們會永遠陪伴在你的身邊。」「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父母做出保證並以切實行動配合，孩子到了青春期和青年時期，潛在的恐懼就會消失，就不會只貪圖一時的安逸，甘願以某種方式推遲暫時的滿足感。他們知道，只要耐心等待，他們的需求最終都會實現，就像家庭和父母做出的保證一樣。
很多孩子沒有這種運氣，從幼年起就遭受父母的遺棄、忽略、毆打乃至死亡的威脅，或者就像那個財務分析師，一向缺少父母的疼愛和關心。即便沒有類似不幸，也會因為沒有父母的愛的保證，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有些父母貪圖省事，想讓家庭教育更快生效，動用威嚇性的「遺棄」手段告誡孩子：「照我的話做，不然我絕不會愛你。你可以想象，你會落得什麼下場！」———那當然意味著拋棄和死亡。
父母把愛心丟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的專制，這使得孩子對未來充滿恐懼。他們覺得世界不安全，甚至把世界看成是地獄，這種感覺會一直帶到成年時期。他們不願推遲滿足感和安全感，更想選擇當即透支快樂和滿足。他們覺得未來遙遠而渺茫，讓他們缺乏起碼的信賴感，哪怕未來要比現在好過許多倍，他們也寧可選擇得過且過。
要讓孩子養成推遲滿足感的習慣，就必須讓他們學會自律；要讓他們養成自律意識，對安全感產生信任，父母必須以身作則。這些心靈的財富，來自父母表裡如一的愛，來自父母持之以恆的照顧，這是父母送給子女最好的禮物。假如這些禮物無法從父母那裡獲得，孩子也有可能從其他渠道得到，不過獲得禮物的過程，必然是一場更為艱辛的奮鬥，通常要經過一生的鏖戰，而且常常以失敗告終。
解決問題的時機
談到父母的愛對子女的自律，以及對推遲滿足感的影響，我們不妨看看不能推遲滿足感，對於成年生活有怎樣的影響。雖然多數成年人都具備推遲滿足感的能力，他們可以順利讀完高中和大學，繼而投身社會生活，沒有鋃鐺入獄的不幸，但是，他們的發展仍是不完善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樣也不完善。
說來可笑，我到了37歲，才學會修理日常物品和器具，此前不管是修水管、修電燈，還是根據複雜的說明書組裝玩具或者傢具，我都是一竅不通，偶爾為之，也總以混亂、失敗和沮喪收場。儘管我從醫學院光榮畢業，然後安家立業，並在心理治療和行政管理上小有成就，可處理起機械來卻笨手笨腳，活像個愚蠢的傻瓜。我自卑地相信缺乏某種基因，天生就不是解決機械問題的材料。37歲快要結束的那年春天，我星期天在戶外散步，看見鄰居正在修理除草機。我同他打過招唿，羡慕地說：「哦，你真是能幹啊！我從來就不會修理這種玩意兒，還有其他別的東西。」他馬上回答：「那是你沒有花時間去嘗試罷了。」我繼續散步，內心越來越不平靜，他這句簡單而意味深長的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捫心自問：「他說的可能是對的。夥計，也許你真的沒那麼差勁兒，是嗎？」
我銘記他的話，並提醒自己：以後有機會，一定要花時間檢驗一下。不久我就有機會親自驗證這個疑問。一位女病人的汽車剎車出了問題：被什麼東西卡住而無法活動。病人告訴我：汽車儀錶板下面有個剎車開關，不過她不知道開關的確切位置，也不知道是什麼形狀。我自告奮勇地幫她解決這個問題。
我躺在方向盤下面的地板上，盡量提醒自己放鬆。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氣，然後耐心地觀察了好幾分鐘。
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電線啊、管子啊、杆子啊，它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集中注意力，追蹤與剎車有關的機件，弄懂了剎車的運作過程。我最終找到了癥結———那個使剎車無法移動的小開關。我又做了細緻研究，發現把手指向上一扳，剎車就可以被釋放出來。於是我就那樣做了：真是想不到，只要指尖給出一盎司的壓力，問題就徹底解決了。我異常振奮：嘿，我真是一流的機械師啊！
我的專業與機械無關。我既沒有機械專業知識，也不願解決機械問題，我把時間用在非機械領域上。
大多數情況下，我寧願求助於修理工。我現在知道，這完全是我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基因有什麼缺陷。
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礙，不然只要花時間學習，就沒什麼問題解決不了。
許多人都沒付出時間和精力，去解決知識、社交、心理方面的問題———就像我對待機械問題的態度一樣。在得到機械修理啟蒙之前，假如我那天缺乏耐心，就會把腦袋伸到病人汽車儀錶板下，胡亂扯幾根線頭，見沒有效果，我便會聳聳肩、攤攤手說：「對不起，我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想我沒辦法幫上你了。」許多人處理問題，不也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嗎？前面提到的財務師，其實是一位充滿愛心、相當努力的母親，卻怎麼也管不好兩個孩子。孩子的情緒出現異常，或者家庭教育出現問題，她很快就會覺察到。她通常只會根據大腦的即興反應，隨意動用家長權威，譬如強迫孩子多吃早點，提前就寢等等。儘管這麼做收效甚微，但她卻極少考慮類似方式是否能解決問題。萬般無奈之下，最終她只好向我求助，懊惱地對我說：「我拿他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我該怎麼辦呢？」這位女士頭腦聰明，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諉塞責，就會顯示出極強的能力，但在解決家庭矛盾上，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問題的關鍵出在她對時間的利用上。家庭問題讓她頭昏腦脹，她只想儘快脫身，儘快縮短自己與問題接觸的時間，而不願花時間來應對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不願冷靜地分析問題。雖然解決問題能給她帶來滿足感，而她根本不想去推遲這種滿足感，哪怕是一兩分鐘也不行，最終她沒有從問題中積累起任何有效的經驗，家庭便因此長期陷入了混亂。
我們談論的上述人士，並非有明顯的心理障礙，面對問題時，也不會出現奇特的「智力缺陷」，他們的問題僅僅在於缺少自律。那個財務分析師的情況，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們有誰能夠拍著胸脯說：他們總是把足夠多的時間用在分析孩子的問題和解決家庭危機上面？又有誰真正學會了自律和自我管理，從而不會消極面對一切問題，不會心灰意冷地攤開雙手說：「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讓問題馬上解決的態度相比，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更低級，也更有破壞性，那就是希望問題自行消失。人人都有這樣的傾向：問題一旦出現，就要立刻解決，不然他們就會思緒煩亂、寢食不安，這樣的心態顯然不切實際，但一廂情願地等待問題自行消失，這種心態更為可怕，通常不會帶來任何好結果。有一個30歲的單身銷售員，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團體治療期間，與另一個團體治療成員的妻子偷偷約會。另一個治療成員是個銀行家，最近剛剛和妻子分居。銷售員知道，銀行家長期處於憤怒和鬱悶狀態，因為他痛恨妻子離開自己。銷售員知道，他對那個銀行家和其他團體治療成員並不誠實，因為他沒有透露他和銀行家妻子的交往，這違背了團體治療的基本原則。他也知道，那個銀行家遲早會知道妻子同自己的關係。解決這個問題的惟一辦法，就是把這種關係在治療團體里公開，並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銀行家的怒火和攻訐。不過銷售員卻什麼都沒有說。過了三個月，銀行家發現了他們的關係，正如預料的那樣，銀行家大為惱火，他以這件事為緣由，很快中止了治療。銷售員傷害性的舉動，終於遭到團體成員的質疑和指責，而他卻辯解說：「我以前覺得說出這件事，可能會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假如我什麼都不說，一切都會過去，也不會發生唇槍舌戰。我以為等待足夠長的時間，問題可能就會消失。」
———問題沒有消失，它們仍繼續存在，它們是妨礙心靈成長的永遠的障礙。
團體治療專家提醒銷售員：為避免解決問題而忽略問題的存在，並指望問題自行消失，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個大問題。可是四個月以後，就在那年的初秋，銷售員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舉動：他突然中止了銷售工作，開辦了一個傢具修理公司（這樣，他就不必經常出差了）。治療專家發現他是孤注一擲，就對他的舉動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因為冬天（淡季）即將來到，他很可能生意慘淡。那個銷售員卻認為，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訂單，使他很快渡過難關。二月份，他對大家宣布：他不得不放棄治療了，因為他已無法支付治療費用。他一貧如洗，只好另尋職業。在過去五個月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傢具。當他被問到既然前景不妙，為什麼沒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他回答說：「六個星期以前，我本以為可以很快賺到錢，卻沒有想到弄到現在這個地步，但當時看上去，我的處境並沒有那樣急迫啊！可是，我的上帝，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我根本沒有料到！」顯然，他忽視了自己的問題，他終於明白：只有解決「忽視問題」這一問題，他才能繼續解決其他問題，才能走向下一步———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療，本質上莫不如此。
忽視問題的存在，反映出人們不願推遲滿足感的心理。我說過：直面問題會使人感覺痛苦。問題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若不解決，就會永遠存在，阻礙心智的成熟。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問題降臨，必將帶來程度不同的痛苦體驗。儘可能早地面對它們，意味著推遲滿足感，放棄暫時的安逸和程度較輕的痛苦，體驗程度較大的痛苦，如此才會得到回報。現在承受痛苦，將來就可得到更大的滿足感；而不謀求解決問題，將來的痛苦會更大，延續的時間也更長。
表面看起來，前面那個銷售員漠視問題，完全是由於心智不夠成熟所致，實際上，如同財務分析師一樣，那個銷售員也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情況。曾經有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告訴我：「軍隊最大的問題在任何組織和機構中都同樣存在，那就是絕大多數指揮官，只會獃獃坐在辦公室里，眼睛盯著大堆問題，遲遲無法做出決定，更談不上實際行動了，似乎盯上幾天幾夜，問題就會自行消失一樣。」這位將軍所指的指揮官，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異常的人，而是高級軍官，他們資歷深厚，接受過嚴格訓練。
父母同樣是指揮官，其使命和管理企業一樣複雜。正像軍隊指揮官那樣，大多數父母面對孩子的問題束手無策，連續數月乃至數年都無任何舉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長連續五年沒有進展，不得不向兒童心理學家求教。她沮喪地說：「我原本以為孩子長大些，就不再像小時候那樣不懂事，可局面一點兒變化也沒有。」父母做出某些決定的確很難，隨著孩子年齡增長，個別問題可能消失，但終歸是極少數。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適當給予指導和幫助，多了解他們的問題，必然是有益的事情，問題拖得越久，就越是難以應付，甚至積重難返，解決起來自然更加艱難了。
承擔責任
不能及時解決人生的難題，它們就會像山一樣橫亘在我們眼前。
很多人顯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們必須面對屬於自己的問題，這是解決問題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認為「這不是我的問題」，顯然一點好處也沒有；指望別人解決，也不是聰明的做法。惟一的辦法———我們應該勇敢地說：「這是我的問題，還是由我來解決！」相當多的人只想逃避，他們寧願這樣自我安慰：「出現這個問題，不是我而是別人的原因，是別人拖累了我，是我無法控制的社會因素造成的，應該由別人或者社會替我解決。這絕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趨利避害，逃避責任，這種心理趨向令人遺憾，有時甚至達到可笑的程度。我過去曾隨美國軍隊駐紮在沖繩島，當時有個美軍軍官酗酒成癮，問題嚴重，只好找我做心理諮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決。他否認自己飲酒成性，還認為酗酒不是他的個人問題。他說：「在沖繩島，我們晚間無事可做，生活實在是無聊，除了喝酒，還能做什麼呢？」
我問他：「你喜歡讀書嗎？」
「是啊，當然啊，我喜歡讀書。」他說。
「既然如此，你晚上以讀書代替喝酒，不是更好嗎？」
「營房裡太吵鬧，我可沒心思讀書。」
「那麼去圖書館看書怎麼樣呢？」
「圖書館距離太遠了。」
「難道圖書館比酒吧還要遠嗎？」
「唉，說實話吧，其實我也不怎麼愛讀書。我的興趣不在讀書上，我原本就不是個愛讀書的人。」
我換了話題，繼續問道：「你喜歡釣魚嗎？」
「當然啊，我太喜歡釣魚了。」
「那麼，你為什麼不以釣魚來代替喝酒呢？」
「我白天得工作啊。」
「難道晚上就不能釣魚了嗎？」
「當然不能啊，沖繩島晚上沒什麼地方可以釣魚。」
「好像不是吧，據我所知，這裡有好幾家夜間釣魚俱樂部，我介紹你到那裡去垂釣，你覺得怎麼樣呢？」
「嗯……怎麼說呢，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喜歡釣魚。」
「聽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問題，「在沖繩島這裏，除了喝酒以外，其實還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確切地說，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歡的事。」
「我想你說的沒錯。」
「可是，你總是飲酒過量，以至於違犯軍紀，給你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對不對？」
「有什麼辦法呢？駐紮在這個該死的小島，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發時間，這難道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嗎？」
我同他交談了很久，但這位軍官總是固執己見，不願承認酗酒是他的個人問題。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議：只要憑藉毅力和決心，再加上別人的幫助，就可以徹底解決問題。我只好無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幫助，他的固執讓我無能為力。就這樣，那個軍官繼續酗酒，最終被開除軍職。
在沖繩島，有一位年輕的軍人|妻子，她用剃鬚刀片割開了手腕，被送到搶救室急救。後來，我在病房裡見到她，我問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當然是想自殺了。」
「你為什麼想自殺呢？」
「這個地方讓我覺得無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們必須把我送回國內，要是還得呆在這裏，我還是會自殺的。」
「住在沖繩島，為什麼讓你感覺那麼痛苦呢？」
她抽泣著說：「我在這裏什麼朋友也沒有，我一直都很孤獨。」
「這確實很糟糕。可是，你為什麼不去交朋友呢？」
「因為我住在沖繩島該死的居民區，那裡沒人說英語。」
「那你為何不駕車去美軍家屬區，或者去參加軍人|妻子俱樂部，在那裡結交朋友呢？」
「因為我丈夫白天得開著車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獨和無聊，為什麼不開車送你丈夫上班呢？」我問道。
「因為我們的汽車是變速擋，不是自動擋，我不知道怎麼開變速擋汽車。」
「你為什麼不去學習駕駛變速擋汽車呢？」
她盯住我，說：「就在那種道路上學習嗎？你一定是瘋了。」
神經官能症與人格失調
求助於心理醫生的大多數人，不是有神經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調。它們都是責任感出現問題所致，其表現癥狀卻恰恰相反：神經官能症患者為自己強加責任，患有人格失調的人卻不願承擔責任。與外界發生衝突和矛盾，神經官能症患者認為錯在自己，人格失調症患者卻把錯誤歸咎於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軍官，認為責任在沖繩島，不在他自己；而那個軍人|妻子覺得，面對孤獨她無能為力。我在沖繩島工作期間，還接待過一位患有神經官能症的女士，過度的寂寞讓她難以忍受。她說：「我每天都會駕車到軍屬俱樂部，希望結識到新朋友，可那個地方總是讓我心煩意亂，我感覺其他軍人|妻子都不願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麼問題，我的性格可能太內向了。我無法理解，我為什麼不受歡迎呢？」這位女士曾認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認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異、咎由自取的結果。治療發現，問題在於她的智商高於常人，進取心也比一般人強烈。她和其他軍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為和他們相比，她的智商更高，進取心更強。她終於意識到感覺孤寂，不是自身有多麼大的缺點。就這樣，她做出了適合自己的選擇：不久后她和丈夫離了婚，回到大學校園，一邊讀書，一邊撫養孩子。她如今在一家雜誌社當編輯，嫁給了一位事業有成的出版商。
神經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來可以」、「我或許應該」、「我不應該」掛在嘴邊。不管做任何事，他們都覺得能力不及他人，他們缺少勇氣和個性。人格失調症患者則強調「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們缺少自主判斷及承擔責任的能力。治療神經官能症，比治療人格失調症容易得多，因為前者堅持問題應由自己負責，而非別人和社會所致。治愈人格失調症患者則較為困難，他們頑固地認為問題和自己無關，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禍首。不少人兼有神經官能症和人格失調症，統稱為「人格神經官能症」。在某些問題上，他們把別人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內心充滿內疚感；而在別的問題上，他們卻一推了之。治療人格神經官能症，不見得如想象的那樣困難，首先治愈其神經官能症，就能讓患者對治療樹立信心，進而接受醫生的建議，糾正不願承擔責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調的根源。
幾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經官能症或人格失調症，因此，只要及時求診，對於心理健康大有好處。人生一世，正確評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該為何人、何事負責，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無法逃避的問題。評估責任歸屬，必然讓我們感覺痛苦，從而產生迴避傾向。從內心出發，做出權衡，當事人須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卻步。好逸惡勞顯然是人類的天性。某種意義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調，都會本能地逃避責罰。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來，他們會忙不迭地推卸責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種神經官能症。他們理解力有限，就會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應得。缺少關心的孩子自慚形穢，認為自己不夠可愛，缺點大於優點，他們從來不會想到，這是根源於父母缺乏愛和照顧。
他們無法得到異性的青睞，或在運動方面差強人意，也都一概懷疑自己有嚴重的能力缺陷。他們難以意識到，即便發育遲緩、智力平平，他們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經驗，讓心智不斷成熟，才能夠正確認識自己，客觀評定自己和他人應該承擔的責任。
隨著子女的成長，父母隨時可以提供幫助。但如果父母卻逃避責任，甚至提醒孩子：問題是他們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責任。那就難以滿足孩子的需要。當然，把握教育的時機也不容易，這是長久而艱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愛，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視教育，許多父母還有別的缺點。程度輕微的神經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長職責，除非他們工作壓力過大，以致無力履行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調者則多是不稱職的父母，本人卻不知不覺。心理學界有一種公認的說法：「神經官能症患者讓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調者卻讓別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說，神經官能症患者把責任攬給自己，弄得疲憊不堪；人格失調症患者卻嫁禍別人，首當其衝的就是其子女。他們不履行父母的責任，不給孩子需要的愛和關心。孩子的德行或學業出現問題，他們從來不會自我檢討，而是歸咎於教育制度，要麼就抱怨和指責別的孩子，認為是他們「帶壞」了自己的孩子。嫁禍於人顯然是有意逃避責任。父母常常指責孩子：「你們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瘋了！」「要不是你們這些搗蛋鬼，我才不會跟你們的爸爸（媽媽）結婚！」「你們的媽媽神經衰弱，都是你們造成的！」「要不是為了撫養和照顧你們，我原本可以順利讀完大學，干一番真正的大事業。」他們為孩子日後逃避責任提供了榜樣，還給孩子這樣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們的責任。」孩子無法理解這種指責多麼不合理，就將責任歸咎於自己，由此成了神經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調癥狀，孩子自身也會出現人格失調症或神經官能症，長輩的問題影響下一代成長，這種情形司空見慣，遺患無窮。
患有人格失調的父母，為孩子樹立的是反面的榜樣。他們的病情，也會影響到婚姻、交友和事業。
他們不肯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導致人生問題重重。前面說過，面對問題要挺身而出，不然它們會永遠存在，人格失調症患者完全背離這種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責任推給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給其他抽象事物———帶來「壞的影響」的組織機構，比如學校、政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社會制度、時代潮流等等，但問題卻始終存在。他們推卸責任時，可能感覺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卻無法成熟，常常成為集體、社會的負擔。人格失調症患者把痛苦轉移到集體和社會身上，讓人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埃爾德里奇·克里佛（美國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話：「你不能解決問題，你就會成為問題。」其實，這句話是對所有人說的。
逃避自由
經心理診斷而患有人格失調症的人，逃避責任的程度常常相當嚴重。人人都有逃避責任的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30歲時，幸運地得到了麥克·貝吉里的指點，才克服了輕度人格失調傾向。當時，在貝吉里主任負責的精神科門診部，我擔任醫生並接受醫療培訓。和其他醫生一樣，我負責接待新來的病人。或許是我責任心太強（不管是對待病人還是職業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滿滿的，工作量遠遠多於其他同事。別的醫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則要接待兩三次，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我看著其他醫生每天下午四點半，就會陸續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診排到晚上八九點鐘，不得不在門診部持續逗留，這使我感到不滿和怨恨，疲勞感與日俱增。我意識到必須改變這種局面，不然我肯定會崩潰的。我去找貝吉里主任反映情況，希望他給我安排幾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時間跟上工作進度。我暗自揣測：「他應該覺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對嗎？還有，他是否想過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呢？」在貝吉里主任的辦公室，他耐心而認真地聽我抱怨，一次也沒有打斷我。我說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對我說：「哦，我看得出來，你遇到麻煩了。」
他的關心和體諒，讓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鬆下來，笑著說：「謝謝您。那麼，您認為我應該怎麼辦呢？」
他回答說：「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斯科特，你現在有麻煩了。」
這是什麼回答啊，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完全不是我期待的，我多少感到不悅。「是的，」我再次問道：「您說得沒錯，我知道我是有麻煩了，所以才來找您的。您認為我該怎麼辦呢？」
他說：「斯科特，你沒把我的話往心裏去。我剛才聽了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狀況，你現在的確有麻煩了。」
我激動地說：「好啦，好啦，真是活見鬼啊，我知道我有麻煩了，我來這裏之前就知道了。可問題在於，我究竟該怎麼辦呢？」
「斯科特，」他回答說，"好好聽我說，我只和你再講一遍，你要認真聽好：我同意你的話。你現在確實有了麻煩！說得再清楚些，你的麻煩和時間有關。是你的時間，不是我的時間，所以不是我的事。
你，斯科特·派克，你在處理時間表上出了問題，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真是不成體統，我氣得要命，猛然轉過身，大步走出貝吉里的辦公室。我的怒火久未平息，對貝吉里恨得要命，足足持續了三個月。我堅信他患有嚴重的人格失調症，不然怎麼可能對我的問題漠然置之呢？我態度謙虛地請他幫助，可這個該死的傢伙，不肯承擔起他的責任，哪裡還有資格做門診部主任！
作為門診部主任，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到底還能做什麼呢？
三個月過後，我意識到貝吉里主任沒有錯，患有人格失調症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的時間是我的責任，如何安排時間，應由我自行負責，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權處理優先次序。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時間治療病人，那也是我自行選擇的結果。看到同事們每天比我早兩三個鐘頭回家，當然令我感到難受。妻子抱怨我越來越不顧家，同樣令我感到難過和憤懣，但這不正是我自行選擇的結果嗎？我的負擔沉重，並非是職業的殘酷性使然，不是命運造成的結果，也不是上司殘忍的逼迫，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方式。出現問題，是我沒有及時改變工作方式。想通了這一切，我的狀況就有了改變。對於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我不再有任何妒忌、抱怨和憎恨。他們採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就心懷不滿，這實在毫無道理，因為我也可以像他們那樣安排時間。憎恨他們自由自在，其實是憎恨我自己的選擇，可是，這種選擇卻讓我引以為榮，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
為個人行為承擔責任，難處在於它會帶來痛苦，而我們卻又想極力規避這種痛苦。我請求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時間，其實是逃避自行延長工作時間的痛苦，但這是我選擇治病救人的必然後果。我向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權力。我是在請求對方：「為我負責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們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或組織，就意味著我們甘願處於附屬地位，把自由和權力拱手交給命運、社會、政府、獨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將其所著的討論納粹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專論命名為《逃避自由》，可謂恰如其分。為遠離責任帶來的痛苦，數不清的人甘願放棄權力，實則是在逃避自由。
我有一個熟人，他頭腦聰明，卻鬱鬱寡歡。他經常抱怨社會上壓迫性的力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缺乏人性的企業軍事化管理。他對鄉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長發，更是感到不滿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應當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賴父母，當然情有可原，父母獨斷專行，孩子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對於頭腦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們則可不受限制，做出適合的選擇。誠然，選擇也不意味著沒有痛苦，自由不意味著與痛苦絕緣，不妨「兩害相權取其輕」。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壓迫性的力量，可是我們有足夠的自由與之對抗。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長發的鄉下，卻又堅持要留長發，實際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裡對於留長發應該更加寬容）或索性剪掉長發；他甚至可以為捍衛留長發的權利，參加警長職位的競選。奇怪的是，他卻沒意識到他擁有上述選擇的自由。他哀嘆缺少政治影響力，卻從未承認個人的選擇力。他口口聲聲說他熱愛自由，與其說壓迫性的力量讓他受到傷害，不如說是他主動放棄自由和權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滿選擇而牢騷不斷，不再終日與煩惱、憂愁、憤怒和沮喪為伴。
希爾德·布魯茨博士在她的《心理學研究》前言部分，這樣解釋一般病人尋求心理治療的原因：「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感覺自己不能夠『對付』或者改變現狀，因此產生恐懼、無助感和自我懷疑。」大多數病人力不從心的根源，在於他們總想逃避自由，不能夠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生活承擔責任。他們感到乏力，在於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得到治療，他們就會知道，作為成年人，整個一生都充滿選擇和決定的機會。他們接受這一事實，就會變成自由的人；無法接受這種事實，永遠都會感到自己是個犧牲品。
尊重事實
尊重事實，是自律的第三種原則。尊重事實，意味著如實看待現實，杜絕虛假，因為虛假與事實完全對立。我們越是了解事實，處理問題就越是得心應手；對現實了解得越少，思維就越是混亂。虛假、錯覺和幻覺，只能讓我們不知所措。我們對現實的觀念就像是一張地圖，憑藉這張地圖，我們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斷協調和談判。地圖準確無誤，我們就能確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麼地方，怎樣到達那裡；地圖漏洞百出，我們就會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顯，但多數人仍然漠視事實。通向事實的道路並不平坦，我們出生時，並不是帶著地圖來到世界的。為在人生旅途上順利行進，我們需要繪製地圖，為此顯然要付出努力。我們的努力越大，對事實的認識越清楚，地圖的準確性就越高。相當多的人卻對認識事實缺乏興趣。有的人過了青春期，就放棄了繪製地圖。他們原有的地圖窄小、模煳、粗略，對世界的認識狹隘而偏激。大多數人過了中年，就自認為地圖完美無缺，世界觀沒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為神聖不可侵犯，對於新的信息和資訊，他們也沒有多少興趣，似已疲憊不堪。只有極少數幸運者能繼續努力，他們不停地探索、擴大和更新自己對於世界的認識，直到生命終結。
繪製人生地圖的艱難，不在於我們需要從頭開始，而是惟有不斷修訂，才能使地圖內容翔實和準確。
世界不斷變化，冰山來了，冰山繼而消退；文化出現，文化隨即消失；技術有限，技術又似乎無限……
我們觀察世界的角度，也處於更新和調整中。我們從弱小的、依賴性很強的孩子，一點點地成長為強有力的、被他人依賴的成年人；我們生病或衰老時，力量再次消失，我們又變得虛弱而且更有依賴性。成家立業、生兒育女，都會使我們的世界觀發生改變。孩子從嬰兒長到青春期，我們的心情也會發生變化。
我們貧窮時，世界是一種樣子；我們富有了，世界又是另外的樣子。身邊每天都有新的資訊，要吸收它們，地圖的修訂就要不斷進行。足夠多的嶄新資訊累積成山，我們甚至不得不對地圖做大規模修訂，這使修訂工作越發艱難，有時給我們帶來更大的痛苦，這也成為許多心理疾病的根源。
人生苦短，我們只想一帆風順。我們由兒童成長為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付出不懈的努力，才成就了人生觀、世界觀的地圖，似乎各方面都完美無缺。一旦新的資訊與過去的觀念發生衝突，需要對地圖大幅度修正，我們就會感到恐懼，寧可對新的資訊視而不見。我們的態度也變得相當奇特———
不只是被動抗拒新的資訊，甚至指責新的資訊混淆是非，說它們是異端邪說，是來自邪惡勢力。我們想控制周圍的一切，使之完全符合我們的地圖。我們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遠比修訂地圖本身多得多），去捍衛過時而陳腐的觀念，卻不去考慮如何更新舊的地圖，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啊！
移情：過時的地圖
抱殘守缺，與現實脫節，這是不少人的通病。堅守過時的觀念，對現實漠然置之，是構成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這種情形，心理學家稱之為「移情」。不誇張地說，有多少心理學家，就有多少關於移情的定義，而我的定義是：把產生於童年時期，並似乎一直適用的對於現實的觀念和反應（它們通常具有特殊的意義，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當地轉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這就是心理學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療的常見癥狀。移情過程可能很微妙，也極具普遍性和破壞性。我曾接待過一個三十多歲的病人，對於他的心理治療，因其移情程度過重而宣告無效。他是一個電腦技術員，因妻子帶著兩個孩子離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並未讓他痛苦，失去孩子卻讓他無法接受。孩子對他的意義大於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醫生，恢復正常狀態，不然她們永遠不會回到他的身邊。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療。我了解到妻子對他不滿，原因不止一個：他心胸狹窄，經常無故產生妒忌心理，與此同時，他卻疏遠妻子，對她缺乏關心和體貼。他頻繁更換工作，也令妻子難以忍受。
早在青春期時，他的生活就混亂不堪：經常與警察衝突，曾因酗酒、鬥毆、遊盪、妨礙公務等罪名三度入獄。他大學的專業是電子工程，後來他被校方開除了，他似乎並不在意，就像他說的：「我的那些老師都是偽君子，和警察沒什麼區別。」他頭腦靈活，在電腦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話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沒法堅持下來，頂多不會超過一年半，獲得提升更是難上加難。他有時是被單位解僱的，更多的原因則是經常同上司爭吵，因而被迫辭職。他這樣描述他的上司：「他們都是騙子、謊言家，他們只想保護好他們的臭屁股。」他總是說：「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聲稱童年生活正常，事實卻似乎相反。他在不經意間，多次回憶起父母帶給他的極度失望。他們答應在他生日那天，送給他一輛腳踏車，後來卻把承諾拋到腦後。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忘記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傷心，卻不認為情形有多麼嚴重，他只是想到「他們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顧不上他。他們答應與他共度周末，最後不了了之，理由還是「工作太忙」。還有好幾次，他們說好到約定地點（比如聚會場合）去接他，最後卻忘得一乾二淨，而原因仍舊是：「他們的腦子被太多事情佔滿了。」
父母的漠不關心，讓病人的童年充滿了陰影，他被悲傷和失望的感覺所纏繞，逐漸地或是突然間———我不清楚是哪一種———他做出結論：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這樣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漸有了轉變。他感覺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對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諾當一回事———他對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覺失望的次數大大減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這個病人的移情得不償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樣這一前提，竟然導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沒有機會擁有更稱職的父母，他以為他的父母對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對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對現實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他最初的結論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們是不值得信任的。」後來進一步認清了「事實」：「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沒有誰是靠得住的。」這成為其人生地圖的主旋律，並伴隨他進入青春期和成年時期。他一再同權威人物發生衝突：警察、教師、上司。這些衝突越發使他感覺到，凡是具有某種權威，能給予他什麼東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訂地圖的機會，但所有機會全部錯過了。首先，他很難去接受一個事實：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認為如果冒險去信任他們，無異是偏離了固有的地圖。其次，要想修訂地圖，他必須重新評價他的父母，他必須承認父母其實不愛他，他們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認這些，無疑會給他帶來劇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這一結論，是他根據自身體驗做出的某種調整，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
把這種調整完全放棄，做出新的調整，對於他是異常艱難的事。他寧願維繫過去的心態，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還不自覺地產生主觀臆想，進一步來鞏固自己的信念。他強迫自己疏遠所有的人，甚至不讓自己同妻子過於親密。在他看來，他的妻子同樣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為他們是惟一權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夠信任的人。
移情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地圖」。病人向心理醫生求助，是因為舊地圖已不再生效，但頭腦中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他們拒絕做出調整，甚至為了捍衛舊地圖的有效性，進行針鋒相對的反抗。這樣，心理治療就很難取得任何進展，那個電腦技術員就屬於這種情形。一開始，他要求星期六前來就診，過了三次，他就破壞了約定，因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職差事：幫助別人修剪草坪。我建議他把就診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過了兩次，他就因單位加班而中斷治療。我不得不重新調整接診日程，把時間改在星期一晚上，因為他說過，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樣，僅僅過了兩次，因為加班，他連周一晚上的就診也取消了。我開始感到懷疑，我問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為我不可能再安排別的時間為他治療。他最終承認：其實公司並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賺取額外的收入。在他看來，工作遠比治療更加重要。他對我說，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會在星期一下午四點左右，打電話通知我。我坦率地對他說，這種安排不適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計劃統統放到一邊，專心等待他不確定的就診。他感覺我過於苛刻和冷漠，因為我竟然把我的時間看得比他還重要，所以根本不關心他的病情，簡而言之，他認為我這個人不值得信任。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的合作只好中斷，我也成了他舊地圖上新的「界標」。
移情現象不僅存在於心理醫生和病人之間。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屬之間，朋友、團體以及國家之間，都會存在移情問題。在國際關係中，移情是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國家首腦同樣是人，他們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經驗塑造的結果。他們的言行，導演出許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現象，譬如，希特勒追隨的是什麼樣的心靈地圖，它從何而來？從越戰開始到戰後，美國曆經幾任總統，各自都有怎樣的人生地圖？我想，他們的地圖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們的地圖是怎樣的？他們普遍的心理和行為，對於美國經濟大蕭條有著怎樣的影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的一代，他們的人生地圖又是什麼模樣呢？如果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家經歷塑造的地圖，導致美國領導者發動了越戰，那麼六七十年代的現實狀況，又將給我們的未來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從政府首腦到普通民眾，我們應該如何尊重事實，及時修訂人生地圖呢？
逃避現實的痛苦和不幸，是人類的天性，只有通過自律，才能逐漸克服現實的痛苦。我們必須尊重事實，儘管這會帶來痛苦，但遠比我們的個人利益和暫時的舒適更為重要。我們必須淡化暫時的不適之感，應該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並願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讓心靈獲得成長，讓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盡全力，永遠尊重事實，乃至獻身真理。
迎接挑戰
獻身真理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我們要自我反省。我們通過自身與外界的接觸來認識世界。我們不僅要觀察世界本身，也要對觀察世界的主體（我們自身）進行反省。心理學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現象和心理衝突，治療者首先要認清自身的移情和衝突，所以，心理學家也要學習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療。遺憾的是，並非所有心理學家都能做到，他們也許能客觀地觀察外在世界，卻不能以縝密的眼光觀察自我。就世俗的標準看來，他們可能忠於職業，卻未必充滿智慧。智慧，意味著將思考與行動緊密結合。在過去的美國，「思考」（自我反省）沒有受到高度重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們把阿德萊·斯蒂文森（1835－1914，美國副總統）諷刺為「書獃子」，還認為他不會成為出色的管理者，因為他這個人想法過多，經常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中。事實上，斯蒂文森的政績令人矚目，完全推翻了人們的猜想。我也親耳聽到過，有的父母嚴肅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會把自己累壞。」這實在是荒謬，人之為人，就在於我們具有特殊的「大腦額葉」（解剖學詞彙），使我們有著異於其他動物的反省能力。隨著科學和文明的進步，我們昔日的態度似乎可以改變，我們意識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審視，對於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反省內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於觀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選擇後者。實際上，願意獻身真理對於我們的非凡價值，將使痛苦顯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樂，甚至遠遠大於痛苦。
獻身真理，意味著敢於接受其他製圖者———外界的質疑和挑戰，由此確定地圖是否與事實符合。
不然，我們就將生活在封閉的系統里———就像是單間牢房，我們「反覆唿吸自己釋放的惡臭空氣」———如同塞爾維亞·普拉斯（美國女詩人）的比喻，沉湎在個人幻想里。修訂地圖帶來的痛苦，使我們更容易選擇逃避，不容許別人質疑我們的地圖的有效性。我們可能對孩子說：「不許頂嘴，我們是你們的父母，在家裡我們說了算。」我們對配偶說：「我們就這樣維持現狀吧。你說我的不是，我就會鬧得天翻地覆，讓你後悔莫及。」我們上了年紀，就會對家人和外人說：「我又老又弱，你為什麼還要和我過不去？我這麼大年歲，可你居然對我指手畫腳！我的晚年活得不開心，那都是你的責任。」我們是老闆和上司，就會對僱員說：「據說你有膽量懷疑我，還要向我挑戰。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別讓我知道，不然就趕快捲鋪蓋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戰，可說是人性的基本特徵之一。不管現實如何變化，我們都有自我調節的能力。
逃避挑戰是人類的本能，但不意味著它是恰當的態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做出改變。可想而知，我們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褲子上、我們一連許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現象或行為，但事實是明擺著的：我們必須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現代人已經發生諸多的變化，這說明我們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違背與生俱來的本性，發展第二天性。人之為人，或許就在於我們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變本性，嘗試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療，大概是一種最違反人類本性、卻也最具人性的行為。在心理治療中，我們不但要釋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銳的挑戰，還要為別人的審視和治療花費金錢。接受心理治療需要勇氣，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療，不是缺乏金錢，而是缺乏勇氣。不少心理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哪怕他們更需要接受治療，也從未產生過類似的想法和念頭。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別人的印象里屬於意志薄弱者，甚至為別人所詬病和譏諷，事實上，他們遠比旁觀者勇敢，因為他們敢於接受治療。哪怕是在治療初期，心理醫生對其人生地圖提出挑戰，與病人的自我意象出現衝突，病人也能堅持下來，這足以證明他們比別人更健康、更堅強。
病人接受心理治療，就是迎接他人的質疑和挑戰。日常交往和接觸，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戰的機會：在冷飲店裡、在會議上、在高爾夫球場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們的同事、我們的上司或僱員、我們的伴侶、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情人、我們的父母以及我們的孩子之間的溝通。曾有一位女士前來治療，她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在一個療程即將結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個特殊舉動：從治療椅上坐起來，把頭髮梳理一遍。這讓我產生了好奇，於是詢問起原因。「就在幾周前，每次從您這裏回家，我的丈夫都會注意到，我後面的頭髮，都被壓成了扁平的形狀，」她紅著臉解釋說，「我沒有告訴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療，他就會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來，除了治療本身，我們還要解決治療以外的問題。心理治療的任務，似乎從50分鐘的辦公室治療，轉變成為處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關係。只有讓接受挑戰成為習慣，心理治療才能夠真正成功。當這個女士對丈夫開誠布公，告訴他一直與我配合接受治療時，她的治療才取得了飛躍。
病人起初只是尋求「安慰」和「解脫」，極少有人有意識地尋求挑戰。挑戰即將來臨時，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腦海里產生逃避之念。讓病人明白：接受挑戰，才可以帶來真正的安慰；
心靈接受長期的、甚至經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療成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醫生要運用有效的技巧，進行大量工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心理醫生有時還需要設置「陷阱」，有意「引誘」病人堅持治療，才能避免半途而廢。有時候，即使醫生和病人有過一年以上的接觸，治療也並未真正開始。
為讓病人迅速接受挑戰，心理醫生經常採用「自由聯想」，鼓勵病人說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說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管它們看上去多麼不重要。哪怕它們看上去毫無意義，你也要把它們說出來。如果同時想到了兩三件事，就說出你最不願意說的那件事。」病人積極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病人有很強的抗拒心理，他們假裝配合醫生，一邊自由聯想，一邊喋喋地傾訴，卻有意隱瞞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個女人可能用一個鐘頭時間，說起童年的種種經歷，卻不想提及引發神經官能症的核心細節———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問她，為什麼從他們的銀行賬戶中透支了一千元。這樣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療變成記者招待會———發言人面對提問，總是閃爍其詞。實際上，這樣的病人不是習慣於撒謊，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傾向。
不管個人還是組織，聲稱敢於接受質疑和挑戰，他們的地圖就要接受嚴格的審視，因此尊重事實、獻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蕩，以誠待人。我們必須不斷自我反省，在言語和行動上，確保我們與別人自如溝通，誠實地反映認知的事實。
誠實可能帶來痛苦。人們說謊，就是為了逃避質疑帶來的痛苦。在「水門事件」中，尼克鬆總統說謊的情形，既單純又可笑，就如同一個打破檯燈的四歲孩子，在母親面前拚命辯解，說檯燈是自己從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懼挑戰帶來的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斷逃避和撒謊，無異是有意迴避有益的痛苦，這就可能產生相應的心理疾病。
為了規避，人們會選取各種捷徑。我們想克服困難，想更快地達到目標，總想選擇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捷徑」。毫無疑問，作為正常人，我們都希望自己進步得更快，希望通過合理的捷徑，實現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記：關鍵的字眼是「合理」。事實上，我們忽視合理捷徑的趨向，和尋求「不合理」捷徑一樣突出。為了通過某個學位考試，我們可以去閱讀一本書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書讀完，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徑。如果梗概內容精鍊，吸收了關鍵材料，我們就可以獲得必要的知識，節省大量時間和精力。然而，以欺騙手段參加考試，就不是合理的捷徑。它或許能使我們節省更多的時間，而且僥倖的話，欺騙者就會順利通過考試，並獲得渴望已久的學位證書，但他們無法擁有真正的知識。他們的學位，其實是一種欺騙，一種假象，完全不是他們的真實水平。假如這種學位成了人生的基礎，那麼，欺騙者呈現給世界的面目，也會變成假象和欺騙，而不是真實狀況的反映。所以，他們需要更多地、不停地撒謊和掩飾，以保護假象不被揭穿。
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徑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療，這一點卻常常被人忽視。我們聽到的最常見的辯解，就是質疑心理治療的合理性———「我擔心治療會使我產生更多的依賴，讓治療本身成了一種拐杖，而我不想依賴拐杖前進。」其實，這樣的託詞，只是對內心恐懼的掩飾。接受心理治療，對於我們的心靈的意義，有時就和使用鎚子、釘子建造房屋一樣，它並非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拐杖」。沒有鎚子和釘子，照樣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個過程通常缺乏效率，難以令人滿意，也很少有哪個工匠或木匠，因為不得不依賴鎚子和釘子而對自己異常失望。同樣，一個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過心理治療，也完全可以實現，不過整個過程可能枯燥、漫長而艱難。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為成長的捷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選擇。
從另一方面說，心理治療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徑」，這種情形主要出現在某些父母身上。他們為孩子尋求心理治療，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他們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發生變化：不再吸毒，不再亂髮脾氣，成績不再下滑，諸如此類。有的父母的確想要幫助孩子成長，他們來看心理醫生時，帶著想解決問題的良好動機。而有的父母則不然，他們對孩子的問題明顯負有責任，但他們只希望心理醫生想出神奇的辦法，馬上改變孩子的狀況，但決不能觸及問題的本質。例如，有的父母會開誠布公地說：「我們知道我們的婚姻有問題，這可能是導致孩子出現問題的原因。不過，我們不想讓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擾，我們不想你對我們進行治療。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只希望你治好我們的孩子，讓他變得快樂些。」
有的人甚至連這種坦率也沒有，他們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療之初，尚且表示願意盡一切力量與醫生配合，可是一旦讓他們相信：孩子出現心理癥狀，完全是因為他們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導致孩子日益不滿和憤恨成疾，而且長此以往，對孩子心智的成熟沒有任何好處，他們的反應就會非常激烈：「什麼？想讓我們為了他做出改變，而且是徹頭徹尾的改變，真是太可笑了！」這樣，他們就會離開診所，尋找別的心理醫生，而後者可能按照他們的願望，給他們提供毫無痛苦的「捷徑」———毫無效果可言。最後，他們就會對朋友，也對他們自己說：「為了孩子，我們盡了所有的努力。我們為他找了四個心理醫生，但沒有任何幫助。」
人們不僅對別人撒謊，也會對自己撒謊。但良知提醒我們不要撒謊，這使我們感到痛苦。違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產生的謊言不可勝數，最常見、也最具破壞性的情形，出現在父母與孩子的關係上，譬如「我們非常愛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媽媽很愛我」———也許這是事實，即使不是事實，大多數人也不願承認。在我看來，所謂心理治療，就是「鼓勵說真話的遊戲」。心理醫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病人說出真話。長時間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積聚，就會導致心理疾病。在誠實的氣氛下，病態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復。心理醫生必須釋放心靈，對病人開誠布公。如果治療者不能體驗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麼資格要求病人承擔面對現實的痛苦呢？醫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據自己的經驗，為別人提供有效的指導。
隱瞞真相
謊言通常分為兩種：白色謊言和黑色謊言。所謂黑色謊言，就是徹頭徹尾地撒謊，敘述的情況與現實完全不符；所謂白色謊言，其本身或許能反映事實，卻有意隱瞞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謊言」的頭銜，不意味著脫離了謊言的實質，並且值得原諒。政府利用檢查制度，使人們無法了解真相，同樣是一種白色謊言———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白色謊言欺騙民眾的政府不比慣於撒謊的政府更加民主和開明。
病人隱瞞大量透支銀行存款的原因，對於治療產生的妨礙，和徹頭徹尾地撒謊一樣嚴重。隱瞞部分真相，可能讓人覺得無關緊要，白色謊言由此成了最常見的撒謊方式。另外，由於白色謊言不易察覺，其危害甚至遠遠超過黑色謊言。
與黑色謊言不同，白色謊言常被認為是善意的謊言，戴著「不想傷害別人的感情」的帽子，更容易得到社會的寬容和認可。儘管我們抱怨人和人之間缺乏真誠———譬如父母對孩子的許諾就常常是「白色謊言」，但大量缺乏實質的白色謊言，卻被認為是愛的體現。有的夫妻彼此尚能坦誠相待，卻無法以同樣的姿態對待孩子。他們隱瞞大量事實，比如吸食大麻，夫妻不和；因孩子的祖父母專橫跋扈而心懷憎恨；經醫生診斷，患有嚴重的心理失調；進行高風險的股票投機；隱瞞銀行存款的數目……類似隱瞞真相的行為，被看作是為孩子著想，實際上，這樣的「保護」沒有效果。孩子早晚會知道：父母喜歡吸食大麻，經常吵架；他們的祖父母與爸爸媽媽關係不和；媽媽凡事神經過敏；爸爸做股票生意，賠得一塌煳塗。父母的白色謊言不是對孩子的保護，而是對孩子權利的剝奪，讓他們無法了解到有關金錢、疾病、毒品、性、婚姻、父母、祖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真實情形。他們接觸的不是誠實的「角色榜樣」，而是殘缺的誠實、局部的坦率以及有限的勇氣。父母以上述方式保護孩子，也可能出自對孩子的愛，只是選擇了錯誤的方式。但大部分父母卻以「保護」做幌子，來維護家長的權威，避免孩子發出挑戰，其潛台詞是告訴孩子：「聽著，你要乖巧些，不要隨便打聽大人的事。就讓我們自己來解決吧，這對我們都有好處。」「有些事你最好不要了解，這樣你才會有安全感。」「爸爸媽媽的情緒出現異常，你沒必要知道原因，這樣我們才能相安無事。」
有時候，我們追求絕對誠實的願望，可能與孩子需要保護這一事實發生矛盾。比如，你和配偶婚姻美滿，偶因吵架而冒出離婚之念，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婚姻果真出現危機，孩子終會察覺，即使不告訴他們，他們也會感受到潛在的威脅。可假如你們某晚吵過一架，第二天就對孩子說：「爸爸媽媽昨晚吵架了，而且想到了離婚。不過你們放心，我們眼下不會那麼做。」這當然會給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同樣，心理醫生在治療初期，不要輕易對病人說出結論，病人可能在心理上並未做好準備。在醫療實習第一年，一位男性患者對我敘述起一場夢，他的夢境暗示出，他對可能成為同性戀感到焦慮。我為了表現專業水準，同時想使治療取得進展，就告訴他：「你的夢表明，你擔心自己有同性戀傾向。」他立刻緊張恐懼起來，隨後三次接診，他都沒有出現。我花了相當大的努力，還加上一點點運氣，才說服他繼續治療。後來進行的二十次治療，給他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好處———儘管我們以後再未提及同性戀這一話題。他在潛意識裡感到焦慮，不意味著他在意識上做好準備，可以公開地同我探討個人隱私。我把觀察結論告訴他，對於他沒有多少好處，甚至是莫大的冒犯。我使他喪失了就診的勇氣，這對醫生而言，完全是一種失敗。
對於想進入政治和企業高層領域的人而言，限制性地表達個人意見，同樣極為重要。凡事直言不諱的人，極易被上司認為是桀驁不馴，甚至被視為「搗亂分子」，是對組織和集體的威脅。若想在組織或集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更需注重表達意見的時間、場合和方式。若想成為符合需要的集體成員，發表意見須有所節制，而不是隨心所欲。換句話說，一個人應有選擇地表達意見和想法。當然，出於忠於事實的考慮，我們又渴望直抒胸臆，而不是遮遮掩掩，這使我們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我們擔心禍從口出；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想違背誠實和公正的原則，而在二者之間，幾無迴旋餘地，我們很難取得理想的平衡，這的確是高難度的挑戰。
在日常交往中，我們有時要開誠布公，有時則要抑制傾吐想法和感覺的慾望。那麼怎樣做，才不致違背尊重事實的原則呢？我們應遵循如下規則：首先，永遠不要說假話，避免黑色謊言。其次，要牢牢記住：一般說來，不說出全部真相，基本上就等於說謊；非得保留部分真相，那一定是情非得已，且是出於重大道德因素的考慮。第三，不可因個人自私自利的慾望，例如滿足權力欲、刻意爭取上司的歡心、逃避修訂心靈地圖的挑戰等等，將部分真相隱瞞下來。第四，只有在對對方確有好處的情況下，才可有選擇地隱瞞部分真相。第五，儘可能忠實地評估對方的需要。這是一種極為複雜的規則，只有以愛為出發點，才能做出恰當的評判和選擇。第六，評估他人對事實的需要，在於對方能否藉助我們提供的事實，使心靈獲得成長。還要記住，在評估別人運用事實使心靈獲得成長的能力上，我們通常都是低估而非高估了這種能力。
履行上述規則，是相當艱巨、無法盡善盡美的工作。很多人懼怕其中的痛苦，寧可選擇有限的誠實和開放，這等同於生活在封閉狀態中，從來不敢拿出地圖，與現實情況進行比照。表面看來，自我封閉顯然容易得多，殊不知尊重真理和事實，其收穫將遠遠超過代價。以開放的心態、積極的努力，不斷修訂人生地圖，方能使心靈獲得成長。與過於封閉者相比，開放的人擁有更健康的心理狀態、更美好的人際關係。他們開誠布公，不必文過飾非，因此少了很多憂愁和煩惱。他們不需掩飾過去的假象，不必編造更多的謊言，以便掩蓋過去的謊言。一個人越是誠實，保持誠實就越是容易，正如謊言說得越多，就越是要編造更多的謊言自圓其說。敢於面對事實的人，能夠心胸坦蕩地生活在天地間，也可藉此擺脫良心的折磨和恐懼的威脅。
保持平衡
自律，是艱苦而複雜的工作，你需要擁有足夠的勇氣和判斷力。你以追求誠實為己任，也需要保留部分事實和真相。你既要承擔責任，也要拒絕不該承擔的責任。為使人生規範、高效、務實，必須學會推遲滿足感，要把眼光放遠。還要儘可能過好眼下的生活，要通過適當的努力，讓人生的快樂多於痛苦。
換句話說，自律本身仍需要特殊的「約束」，我稱之為「保持平衡」，這也是自律的第四種原則。
保持平衡，意味著確立富有彈性的約束機制。不妨以生氣為例。我們心理或生理上受到侵犯，或者說，某個人、某件事令我們傷心和失望，我們就會感到生氣。要獲得正常的生存，生氣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反擊方式。從來不會生氣的人，註定終生遭受欺凌和壓制，直至被摧毀和消滅。必要的生氣，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生存。我們受到侵犯，不見得是侵犯者對我們懷有敵意。有時候，即便他們果真有意而為，我們也要適當約束情緒，正面衝突只會使處境更加不利。大腦的高級中樞———判斷力，必須約束低級中樞———情緒，提醒後者稍安勿躁。在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里，想使人生順遂，我們不但要有生氣的能力，還要具備即便生氣、也可抑止其爆發的能力。我們還要善於以不同的方式，恰當表達生氣的情緒：有時需要委婉，有時需要直接；有時需要心平氣和，有時不妨火冒三丈。表達生氣，還要注意時機和場合。我們必須建立一整套靈活的情緒系統，提高我們的「情商」。相當多的人直到青年、中年以後，才掌握了如何生氣的本領，這實在不足為奇。終生不知如何生氣者，想必也是為數眾多。
不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少靈活的情緒反饋系統，心理治療可以幫助病人不斷實踐，讓情緒反饋系統變得更加靈活。通常，病人的焦慮、內疚和不安全感越是嚴重，這種工作就越是艱難，常常要從基礎做起。我接待過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她當時30歲。經過治療，她得到了一個最大的啟示：在她交往的所有男人中，有的絕不可以進入她的家門；有的可以進入她的客廳，但不能進入她的卧室；有的卻可以進入她的卧室。過去的反饋系統，使她不得不讓所有男人進入她的卧室。當這種系統似乎沒有作用時，她不再讓任何男人進入她的家門，這樣一來，她就只能活在痛苦和憂鬱中。要麼是卑劣的亂|交，要麼是極度的孤立，她不停地在二者之間尋找平衡，焦頭爛額卻毫無收穫。還是這個女性患者———她甚至需要多次治療，來解決如何寫感謝信的問題。一直以來，對於收到的每一份禮物，或者每一次邀請，她都覺得有責任寫一封冗長的、字斟句酌的感謝信，而且要親手完成。她當然無法承受如此大的負擔，最終，她要麼一封感謝信都不寫，要麼拒絕所有的禮物和邀請。同樣經過治療，她驚奇地發現：對於有些禮物，她不需要寫感謝信，如果需要，一封簡短的感謝信就足夠了。
要使心智成熟，就須在彼此衝突的需要、目標、責任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這就要求我們利用機遇，不斷自我調整。保持平衡的最高原則就是「放棄」。我不會忘記九歲那年學會的重要一課。那年夏天，我剛學會騎腳踏車，整天樂顛顛地騎車玩耍。我家附近有一個陡坡，下坡處有個急轉彎。那天早晨，我騎著腳踏車，飛也似的向坡下衝去，那種風馳電掣的感覺，帶給我極大的快|感。彼時彼刻，假如使用腳踏車自動閘減速，必然使這種快|感大打折扣，對於我的快樂而言，無疑是自我懲罰，所以我這樣盤算：到了下面轉彎處，我也絕不減速，結果這麼一想，悲劇很快就發生了———幾秒鐘過後，我被拋到幾英尺以外。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樹叢里，身上出現了多處傷口，衣服上血跡斑斑，嶄新的腳踏車也撞到一棵樹上，前面的輪子也變了形———我就這樣失去了平衡。
放棄人生的某些東西，一定會給心靈帶來痛苦。九歲的我貪戀風馳電掣，不肯放棄一時的快|感，來換取轉彎時的平衡，最終讓我體會到：失去平衡，遠比放棄更為痛苦。我想不管是誰，經過人生旅途的急轉彎，都必須放棄某些快樂，放棄屬於自己的一部分。迴避放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永遠停在原地，不讓雙腳踏上旅途。
相當多的人都沒有選擇放棄，他們不想經受放棄的痛苦。的確，放棄可能帶來不小的痛苦。需要放棄的部分，有著不同的規模和形態。此前，我談論的只是小規模的放棄———放棄速度、放棄發怒、放棄寫演說辭式的感謝信，類似的放棄不會帶來太大的痛苦。放棄固有的人格、放棄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或意識形態甚至整個人生理念，其痛苦之大可想而知。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在人生旅途上不斷邁進，或早或晚，都要經歷需要放棄的重大時刻。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想好好陪伴十歲的女兒。最近幾個星期，她一直請求我陪她下棋，所以，我剛剛提議同她下棋，她就高興地答應了。她年紀小，棋卻下得不錯，我們的水平不相上下。她第二天得去上學，因此下到九點時，她就讓我加快速度，因為她要上床睡覺了，她從小就養成了準時就寢的習慣。
不過，我覺得她有必要做出一些犧牲，我對她說：「你幹嗎這麼著急呢？晚點兒睡，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別催我啊，早知道下不完，還不如不下呢！何況我們不是正玩得高興嗎？」我們又堅持下了一刻鐘，她越發不安起來。最後，她以哀求的口氣說：「拜託了爸爸，您還是快點下吧。」我說：「不行，下棋可是嚴肅的事，想下好就不能太著急。你不想好好下棋，那我們現在就別下了！」她愁眉苦臉地撅起嘴。我們又下了十分鐘，她突然哭了起來，說甘願認輸，然後就跑到樓上了。
那一剎那，我又想起九歲時，遍體傷痕地倒在樹叢中的情形。我再次犯了一個錯誤———忘記了下坡轉彎時應該減速。我原本想讓女兒開心，可一個半鐘頭之後，她竟然又氣又急，甚至大哭起來，一連幾天都不想同我說話。問題出在什麼地方，答案是明明白白的，我卻拒絕正視它。女兒離開后的兩個鐘頭，我沮喪地在房間里來回踱步，終於承認了一個事實：我想贏得每一盤棋，這種慾望過於強烈，壓過了我哄女兒開心的念頭，讓周末晚上變得一塌煳塗。我為何再次失去了平衡？我為何強烈地渴望取勝，且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鬥志？我意識到有時必須放棄取勝的慾望。這顯然違背我的本性，我渴望成為贏家，這樣的心態，曾為我贏得了許多許多。我在下棋上也只以取勝為目標。不僅如此，做任何事我都想全力以赴，這樣才會使我感到安心。我必須改變這種心態了！過於爭強好勝，只會使孩子同我日漸疏遠。假如不能及時調整，我的女兒還會流下眼淚，對我產生怨恨，我的心情也會越來越糟。
我做出了改變，沮喪和懊惱跟著消失了。我放棄了下棋必須取勝的慾望。在下棋方面，曾經的我消失了、死掉了———那個傢伙必須死掉！是我親手結束了他的性命，而我的武器，就是立志做個好父親的慾望。在兒童和青年時期，求勝的慾望曾給予我很多幫助，不過如今身為人父，那種慾望甚至成了我前進的障礙，我必須將它清除出局。時間改變了，我也必須對以前的自我做出調整。我原本以為會對過去的自我念念不忘，實則全然不是那樣。
抑鬱的價值
對那些有勇氣承認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而言，選擇放棄，是獲得成功必經的一步。在心理治療中，病人常常要經受多次的放棄，其經受的重大改變，甚至多於一般人一生的改變。他們須在短時間內，放棄同等比例的「過去的自我」。這种放棄，在病人第一次同心理醫生見面之前，其實就開始了。例如一個人接受心理治療，就意味著他（她）預感到，需要放棄「我是正常的」這一自我形象。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這對男人可能格外艱難，承認「我不是正常的人，我需要醫生的幫助」，了解自己「為什麼不是正常的，怎樣變得正常」，就等於是承認「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男人」，因此放棄的過程，通常在病人求醫之前就已開始。我在放棄了永遠取勝的願望后，曾感到異常消沉。放棄某種心愛的事物———至少是自身熟悉的事物，肯定讓人痛苦，但適當放棄過去的自我，才能使心智成熟。因放棄而感到抑鬱，是自然而健康的現象，只有放棄遭到某種力量的干涉，才是不自然、不健康的現象。放棄的過程無法進行，抑鬱的心態就會延續，直到心靈找到出路。
很多人看心理醫生，主要原因就是情緒過於抑鬱。接受心理治療前，他們的心靈就開始了放棄的過程，這一過程遇到困難，才使得他們不得不求助心理醫生。心理醫生需要幫助他們找到突破口，消除造成問題的障礙。但是，病人只渴望擺脫抑鬱狀態，卻沒有意識到，昔日的自我已不適應新的狀況。病人抱怨說：「我不理解，我的情緒為什麼低落？」有時候，他們把抑鬱狀態歸咎於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在意識思維層面上，他們不願承認昔日的自我和處世模式急需做出調整和變更。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抑鬱是一種顯著的信號———想適應新的狀況，就要做出重大改變。他們的潛意識渴望面對事實，而且在潛意識層面上，已開始了放棄與成長的過程。潛意識總是走在意識之前———對於某些讀者而言，這可能難以理解，但這是千真萬確的，它適用於某些特殊病例的治療，也適用於心理治療的基本原則（本書將在後面討論）。
人們常常說起的「中年危機」，是人生諸多的危機之一。30年前，心理學家埃里克·艾瑞克森，曾列舉出人生八種危機。人生各個階段，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只有放棄過去過時的觀念和習慣，才能順利進入人生下一階段。不少人不敢面對現實，或者無法放棄早已過時的過去，以至無法克服心理危機和精神危機，所以只能止步不前。我們不妨按照人生危機發生的時間次序，權且簡單地加以歸納：不需要過多考慮外界要求的嬰兒時期想象中無所不能的幻覺
完全佔有的依賴感
父母的扭曲形象
自以為擁有無窮潛力的青春期感覺
無拘無束的自由
青年時期的靈巧與活力
青春時代性的吸引力
長生不老的錯覺
對子女的權威
各種各樣暫時性的權力
身體健康的獨立性
自我以及生命本身
總體說來，這些危機是我們在邁向成熟的人生中，必須放棄的生活環境、個人慾望和處世態度。
放棄與新生
前面提到的最後一點，即放棄自我與生命本身，似乎過於殘酷，也彷彿足以證明一個結論：「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因為現實的殘酷性，我們感覺不管怎樣努力，人生的意義都會蕩然無存。西方文化強調「人定勝天」，自我價值高於天地，而死亡則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種奇恥大辱，難怪有人苦思長生不老之術，卻不敢面對無法改變的現實。實際上，人類只有適當放棄自我，才能領略到人生的喜悅。
生命的意義恰在於「死亡」這一現實，這是哲學和宗教的核心。
放棄自我，是耗時長久、逐步適應的過程，我們需要經歷各種各樣的痛苦。為了減少痛苦，我們需要學習一種極為重要的保持平衡的心理技巧，我稱之為「兼容並包」。這是促進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工具。兼容並包，意味著既要肯定自我，以保持穩定，又要放棄自我，以騰出空間，接納新的想法和觀念，實現自我平衡。對此，神學家薩姆·基恩在《致舞神》一書中，做了恰如其分的描述：我必須超越現有的一切，超越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消除由個人經驗產生的成見，才會獲得成熟的認識。這一過程包括兩個步驟：消除熟悉的過去，追求新鮮的未來。面對陌生的人、事、物，我需要讓昔日的經驗、當前的需求和未來的期待一併出席，共同「會診」，對我的需求和現實狀況進行評估，做出恰當的判斷和決定。為了體驗新鮮事物的獨特性，我必須以包容一切的姿態，說服既有的成見和觀念暫時讓位，讓陌生、新奇的事物進入感官世界。在此過程中，我必須竭盡全力，儘可能呈現出成熟的自我、誠實的姿態、巨大的勇氣，不然的話，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將是過去經驗的一再重複。為了體驗所有人、事、物的獨特和新鮮之處，我必須讓它們進入我的靈魂，並且駐足紮根。我必須完全釋放自我，甚至不惜把過去的自我完全打破。
兼容並包的前提，在於你獲得的永遠比放棄的多。自律，就是一種自我完善的過程，其中必然經歷放棄的痛苦，其劇烈的程度，甚至如同面對死亡。但是，如同死亡的本質一樣，舊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才會誕生。死亡的痛苦是誕生的痛苦，而誕生的痛苦也是死亡的痛苦。生與死，好比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要建立更新的觀念與理論，舊有的觀念和理論就必須死去。詩人艾略特（1888－1965，英國詩人、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在詩作《智者之旅》的末尾，這樣描述三位智者歸依基督教、放棄過去信仰的痛苦：我記得，一切發生在遙遠的過去
我必須再一次經歷，義無反顧
———義無反顧
我們這一路被帶去
抑或為了生？抑或為了死？不，沒有死，只有生我見過生與死：我們無須懷疑，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它們迥然不同，令人恐懼
如同死亡，新的誕生也帶給我們痛苦
我們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靈魂的國土
遵循過去的天道，讓我們不再安逸和幸福
外邦人緊握他們的神，祈求永生
而我樂於再死一次———義無反顧
那麼，我們是否有可能完全避免心靈的痛苦呢？或者說，我們是否能把心靈的痛苦降至最低呢？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說它是肯定的，是指：完全接受痛苦，在某種意義上，痛苦就不再存在。
我們經由成長和自律，可以使心靈包容的能力增強，接近盡善盡美。那些在孩子們眼裡，被視為天大的難題，到了我們手上，就可能迎刃而解，此時痛苦就不成為痛苦了。更何況心智成熟的人，大多具有超出常人的愛。愛，能使他們感受到更多的快樂、更少的痛苦。
從另外一個方面說，答案也是否定的。世界需要有能力的人，心智成熟者則是最好人選，他們的內心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做出各種決定。在全知全能的狀態下做決定，遠比在一知半解的狀態下，要經歷更多的痛苦。譬如說，兩位將軍各帶一萬名士兵外出作戰，在一位將軍眼裡，一萬名士兵不過是戰略工具而已，而在另一位將軍看來，士兵不僅僅是作戰的工具，他們個個是獨立的生命，是家庭的一分子。
那麼面臨生死關頭，哪位將軍更容易做出決策呢？也許你認為心智成熟的人，絕不會成為前面那位將軍。
但很明顯，答案就是前者，因為他不必忍受心智成熟者所歷經的痛苦。類似上述情形，也會發生在企業主、醫生、教師、父母身上，人人都可能碰到機會，做出影響一生的選擇。但容易做出決策的人並不意味著是最好的決策者。最好的決策者，願意承受其決定所帶來的痛苦，卻毫不影響其做出決策的能力。
一個人是否傑出和偉大，視其承受痛苦的能力而定，傑出和偉大本身，也會給人帶來快樂和幸福———
表面上這是一種悖論，其實不然。基督教徒也每每忽略耶穌濟世的幸福。耶穌在十字架上捨生取義的痛苦，本質上沒有多少不同，同樣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假使人生的目標就是逃避痛苦，你完全可以得過且過，不必尋找更高層次的精神和意識的進步。因為不經痛苦和折磨，就無法實現靈魂的超越。而且，即便達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但彼時的痛苦之烈，可能遠遠超過你的想象，讓你最終無法承受。「既然如此，為什麼人人還要追求自我精神的發展呢？」你或許會問。坦白地說，提出這樣的問題，可能是你對於幸福的本質所知甚少，或許在本書的字裡行間，你可以找到答案；或許怎樣努力，你都與最終的答案無緣。
關於平衡和放棄的本質，我還要補充一句：為了放棄，首先必須擁有某種事物。你不可能放棄從來沒有的事物。這類似獲勝前就想放棄勝利，完全無從談起。同樣，首先確立自我，才能夠放棄自我。為數眾多的人，就是因為缺乏實踐的慾望，害怕痛苦的感受，致使心靈無法成長。他們相信可以實現某種目標，卻不願為此經受痛苦。有的人為了達到精神的更高境界，甚至不惜到沙漠隱居，或放棄適合的職業，去學習做木工，他們以為通過表面化的模仿，就可以走捷徑，達到超凡的精神境界。他們沒有意識到，長期以來，他們停留在幼稚的精神成長階段，只有從頭做起，進行自律，才是惟一的捷徑，如同他們須經歷不可或缺的青春期、青年時期和中年成長階段。
自律，包含具有積極意義的四種人生原則，目標都是解決問題，而不是迴避痛苦。綜上所述，這四種原則包括：推遲滿足感、承擔責任、尊重事實、保持平衡。這四種原則相互影響，有時甚至需要使用其中兩三種乃至全部原則，使用它們的力量和動力，這些完全取決於一個人心中蘊藏的愛。真正的自律，還是我上面提到的四種原則。只要持之以恆地實踐，任何人都能夠使精神、心理和靈魂達到更高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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