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簡化爭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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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詞 ‧ 錯別字 ‧ 提筆忘字 ‧ 廢除漢字論 ‧ 漢字復活 ‧ 字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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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簡化爭論是一個討論漢字正式字體議題。批評者認為，心理學研究表示，筆劃數效應僅對啟蒙時期有影響，對高頻字或閱讀技能較高者而言，多是以組塊為單位識別，筆劃數效應並不明顯，反而是組合性更有影響，簡化字自成一體，難以由常用部件組合，反而不利學習。[1]由於兩岸三地的使用習慣、文化認同、意識形態不同，至今簡繁雙方仍爭執不休。漢字文化圈其他國家如日本、越南、韓國則較少關注這一爭論。[2]
這裡所謂的「漢字簡化」，主要針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推行的簡化字，臺灣、香港與澳門地區並不採用，更有激烈批評簡化字者。簡化字推行當時也曾招致多方批評，於「大鳴大放」時更有激烈辯論，批評者旋即被「反右運動」清算，從此只有一面倒的喝采聲。[3][4][5][6]本條目中的「繁體字」是中國大陸對傳統漢字字體的稱呼，在香港、澳門等地區也較常使用此名稱，中華民國官方稱之為「正體字」[7][8][9]。國民政府所推行的「漢字簡化」與中共所施行的「漢字拉丁化」政策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混淆。現行中國大陸的簡體字屬於毛澤東時代下，為響應蘇聯語言國際化而推動漢字拉丁化的過渡性政治產物。[10][11]然而1985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要求國家語委「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正式宣告拉丁化道路的放棄，簡化字作爲中共方面的官方書寫系統一直使用至今[12]。
按中國官方的分類，簡化字為規範漢字，臺灣的「正體字」為非規範漢字，非特殊場合如書法、藝術、古籍、教育、研究外，不可使用於普通印刷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部分海外華人地區也採用簡化字。[13]日本和韓國的漢字簡化方案，沒有中國的簡化字規模大。
目錄
背景[編輯]
歷史上國民政府曾試圖推行的「漢字簡化」與中共所施行的「漢字拉丁化」政策，兩者的性質並不相同。現行中國大陸的簡體字屬於毛澤東時代下，為響應蘇聯語言國際化而推動漢字拉丁化的過渡性政治產物。[14][15]然而1985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要求國家語委「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正式宣告拉丁化道路的放棄，簡化字作為中國的官方書寫系統一直使用至今[16]。
魯迅曾經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並認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17]魯迅臨終前接受《救亡情報》記者訪問時指出：「漢字的艱深，使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絕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毛澤東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8]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1956年中國討論文字改革的時候說「漢字是一種落後的字體」，所以「必須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樣」[19]，方便學習及辨識，以使其能夠符合其救國的思想。
1931年9月26日蘇聯為推動中國廢除漢字改行拉丁化文字，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瞿秋白、吳玉章等人與蘇聯共同草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並發表13條共同宣言：（節錄）「中國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代替。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劃來拼音或注音」、「大會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所謂統一國語運動」[21]。
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定了在民間流傳最廣的324個俗體字，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準備次年7月起編入小學課本，卻引起軒然大波。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尤為反對。在一些人士的反對下，1936年2月《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因而夭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蘇聯史達林表示：「全世界都是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全人類的語言文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毛澤東對此附和：「中國文字改革的方向要走向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並採納吳玉章提議，著手進行廢除漢字的工作[24]。
1952年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重點研究漢字簡化問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俄籍顧問謝爾應琴柯(Selchiuchinko)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會議上指示：「嚴格的拼音原則是採用中國共產黨員在蘇聯創制的那套拼音文字是最合理的」[25]。
1953年毛澤東提出：「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26]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直屬於國務院。
1955年1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中提出漢字難以在短時間改成拼音文字，在開始實行拼音文字後，仍會有一個新舊文字並用的過渡時期，漢字仍然是一定時期內必須使用的重要工具，並提出了三種簡化漢字的方法：筆畫、字數、寫法[27]。
隨著中蘇決裂，漢字拼音化亦停止，於是簡化字成為主流，隨著民眾識字率意外的逐漸站上高點，以及二簡的徹底失敗，中國學者突然認識到廢除漢字不現實，隨著計算機科學的發展，而漢語拼音則成為為輔助中文學習的注音工具[28]，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29]。
雙方觀點[編輯]
漢字簡化的優點[編輯]
- 筆畫少
- 支持者認為簡化字能夠方便書寫，比如許多簡體字大幅的減少了繁體字中含有的筆畫[31]。中國大陸曾作過一項統計，取一百篇北京《人民日報》的社論，總字數為255,124字，傳統字每字平均9.15畫，簡化後7.67畫，平均每寫一個字減少了1.48畫（約16%），一份論文集取日常用字1,250,320個字頻，簡化前後為9.0減至7.3劃，相差1.7劃（19%）。[31]。
- 支持者認為簡化字普遍使用較小的字體，且字形較簡，可在印刷或書寫中減少用墨，達致環保。批評者則認為，由於事實上不能完全廢除繁體字，簡化字政策讓本來統一的漢字系統分裂成兩套，造成電腦字庫成本增加、簡繁轉繁的人力浪費、華文教學難以統一、網站、文件需要準備兩份等諸多問題，環境負擔遠超過印刷用墨減省。[32]
- 支持者認為簡化字筆劃少，字體簡單，能減少記憶量，更容易學習。
- 支持者認為簡化字由於多字兼併減少了總字數，能減少記憶量，更容易學習。且經驗顯示給中文初學者自由選擇，一般會較傾向選擇學習簡體字。批評者則認為，將古代正式文獻不通用的多字兼併為一字，嚴重破壞了漢字原有的系統性，反而不利於學習。[33][34]
- 支持者認為，雖然中國部分地區已消除大部分文盲和半文盲，但農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仍不樂觀。在欠發達地區和社會弱勢群體中，錯別字、二簡字和不規範字依然普遍存在，說明語文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字形清晰、容易辨識
- 支持簡化字的人認為，簡化字可大幅減少書寫所耗費的時間、精力；筆劃減少較為簡單，新造形聲較有系統，可大幅減輕學習難度，達到掃除文盲的效果。[35]
- 支持簡化字的人認為，簡化字結構清晰，更容易辨認，這一點在一些簡化前的形近字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 支持者認為因為電子產品屏幕的解析度有限，簡化字可以顯示出更多細節而不僅僅是保留外形，字級較小時尤其明顯。使用繁體字的網站及印刷品，一般字體大小會略大於使用簡化字者。[36]
- 支持者認為簡體字更便於閱讀，比如：書晝畫（书昼画）、興與輿（兴与舆）、態熊（态熊）、義羲（义羲）、業叢（业丛）等。反對者則認為簡化後更易閱讀的情況相對少數，有更多的簡化字因形體相近而混淆，如偏旁「訁」簡化為「讠」造成與「水」的偏旁「氵」難以分辨。[37]目前為止，根據許多老年知識分子的經驗，熟悉繁簡兩種字體的人，繁簡閱讀一樣快。[38]而台灣學界論辯認為，繁體字與簡化字閱讀時間一樣，但繁體字於辨識，閱讀較為省力。[39]
- 有些簡化字支持者認為繁體字「著」「着」不分，統一寫成「著」經常會引起閱讀上的混亂。[註 1]
- 順應「歷史規律」
- 支持者認為民間大量的簡寫現象證明了簡化字是符合民意的。中國文字從圖形文字，遞改篆、隸、草書以迄於楷書，大多是由繁入簡，簡化字符合這個規律。批評者則認為，從甲骨文到篆書，再到楷書，筆劃數目增加才是主要趨勢，所謂簡化只是從刀刻到毛筆書寫形式的簡化。另一些批評者認為，篆、隸、草之繁衍是自然的過程，不能與由政府制定推行的簡化字相提並論。推行簡化字時，中國大陸政府尚未改革開放，在「極權統治」下，對政策的反思意見很可能受到打壓。也有一些支持者認為簡化字來自古體，比繁體字使用地區規定的正字更符合六書原則。[40]
漢字簡化的缺點[編輯]
批評者認為漢字簡化破壞了傳統漢字系統、漢字結構、破壞傳統文化，引發一系列問題。
- 批評者指出漢字簡化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部首歸類等問題。漢字源出有理，構字的「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字體結構中往往包含聲音和意義，簡化字則破壞了漢字的結構，無法讀音和解意。如歡、觀簡化成欢、观，失去了形聲意義。[41]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篡改」了人名。如簡化後，趙雲變為赵云，畢昇成了毕昇，幾姓變几。簡化字改革中還出現了不尊重姓氏原字導致「姓氏合併」的事例發生，比如「党」、「黨」原本是不同的兩個姓氏，卻被合二為一，依《華夏百家姓探源》不同姓氏代表著不同的起源族群與血脈傳承，例「黨」氏起源於馮翊，祖宗姬氏，「党」氏起源上古聖君夏禹的後裔，支裔世居党項遂姓党氏，在兩姓合一之後「党」「黨」不分，造成代對於探尋先祖起源產生一定的困擾[42]。而1975年二簡字的推行，導致大量「蕭」姓人士的姓氏被簡化成「肖」，對「蕭」、「肖」兩個氏族造成的影響延續至今。[43]同理，還有詹姓被簡化成「占姓」。另外，「於」、「于」兩字皆為規範字，但因受「於」做虛詞義時，兩岸用字不同的影響，被誤解為簡繁轉換關係，造成網站的簡繁轉換中在繁體環境下都被轉成「於」，反之在簡體環境下都轉成「于」。「於」源自於則；「于」源自邘國，有極大不同卻被混淆。
- 由於民眾對簡化字的各種簡化方法和官方文件（如《簡化字總表》）不瞭解，對偏旁類推的規定不熟，自行「發掘」簡化原理，容易造成不正確的「類推簡化」[44][45]。不僅一般民眾對簡化方法不了解，甚至學者也不時出紕漏。有支持簡化字的學者舉「体」字為例，稱讚該「新造」的字又妥當、又巧妙[46]，但其實「体」是俗字[47]，簡化時將其升格為規範漢字，把原字「體」降為「不規範漢字」。
- 文改會委員曹伯韓，雖然支持並從事漢字簡化，但在《漢字簡化方案》推行一年多後，表示他認為有部份同音代替簡化字應該取消，其中一部份另作簡化，比如：辟（闢）、蒙（濛懞矇）、淀（澱）、冬（鼕）、面（麵）、累（纍）、帘（簾）、困（睏）、咸（鹹）……（1986年恢復「疊」「像」「覆」「囉」四字。）[48]
- 古文字學家陳夢家：「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能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了。」[49]比如「回（迴）」字，「迴」字是「回」加「辶」產生的分化字，表示「迴旋」義，這是一個發展的結果，杜甫的詩句「渚清沙白鳥飛迴」簡化字寫作「渚清沙白鸟飞回」，難免會讓人誤解為「飛回來」，從而丟失經典文本的特定語境，所謂的「一簡多繁」中還有甚多這樣的例子。
- 文字學家裘錫圭：「在20世紀50年代的漢字簡化里，也採用了一些記號字和半記號字，如『头』 是記號字，『鳮』、『疟』是半記號字。」而「為了把象形的古文字改造成隸、楷而破壞一部分字的結構，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值得的。在楷書早已成熟的情況下，僅僅為了減少筆畫而去破壞某些字的結構，把它們變成記號字，這樣做究竟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值得，就大可懷疑了。」[50]
- 有些簡化字較有爭議，例如「羆」是熊的一種，按照字源為「罒+熊」，但《簡化字總表》卻按照「罢（罷）」類推簡化為「罴」，造成表意不明。再如：「聖」簡化為「圣」[註 2]、「僅」簡化為「仅」、「鳳」簡化為「凤」、「風」簡化為「风」等，其中「乂」「又」傾向「符號化」[51]；「陝西」的「陝」簡化為「陕」，《簡化字總表》列在「夹[夾]」之下，但事實「陝」字右方是「㚒（大+兩個『入』）」而非「夾（大+兩個『人』）」；作兩個「人」的「陜」是另一個字，音義同「狹」。《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不少常用於人名的異體字廢除，造成了一些問題，例如廢除「浚」的異體字「濬」，會使人混淆晉朝大將王濬和王浚，再如將常用於女子名、帶「愉快」義的「媮」字視為「偷」的異體字廢除，實際上「媮」除了tōu還有另一讀音「yú」。[52]《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異體字概念不嚴格，保留下來的字不能完全代替廢除的異體字，影響了表達的準確，造成使用上很多不便。[53]
- 有些原來不相似的漢字，簡化後變成形似字。如「风、凤」、「东、乐」、「叉、义」、「旧、归、妇」、「异、导、寻」「开、升」、「丙、两」、「厂、广」、「毕、华」、「驼、鸵」、「街、衔」等。2016年9月3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工商峯會的開幕演講，把「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寬農」說成「寬衣」，事後當局緊急封殺網上的相關言論和影像。有批評者謂，乃因簡體字「农」、「衣」二字近形而累事。[54]
- 批評者認為部分簡化字的部首被改變，與繁體字不同，造成使用古代詞典等工具書進行檢索時的不便。[37][55]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有「一簡多繁」的問題，導致對字義理解的偏差和學習的困難，如「面粉」不知是化妝品（面）或食物（麵）、「白干」不知是「白乾」或「白幹」。又如发（發、髮）、脏（髒、臟）、系（係、繫）等字亦同。[37][56]（亦參見多繁對一簡問題）
- 批評者認為，有些漢字的簡化沒有理據，如「親不見，愛無心，廠空空，產不生，麵無麥，兒無首」；旅遊的「遊」成了游泳的「游」，根本不符合邏輯；捨己為人的「捨」有提手旁是明顯的動詞，簡化成「舍」跟房舍發生混淆；屍體的屍簡化成「尸」，破壞了「屎、尿、屁、屌、尾、居、展」等字的意義場；將植物類的食用「薑」簡化成帶女子底的「姜」等。反對者認為，此為對華夏文化的侮辱。[57]
- 造成了閱讀古籍的障礙，全部古代文獻必須重新翻譯成簡化漢字，並且重新註釋。因為許多古籍及其註解的用字不復存在，需要用新字，從新角度解釋。如「鬥」，訓為「 兩王相爭」，簡化成「斗」，字形上就看不出了。如「燈」，繁體登音，且與橙、凳、蹬同組，可知是家具，簡化「灯」，音義皆失。[41]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打亂了原有的字義系統，如鬍、鬚、髮、髯、髭、髦本有共通部首「髟」，代表與毛髮有關，因不一致的簡化成了胡、须、发、髯、髭、髦，成了不同的歸類。除破壞部分系統外，簡化字有時也建構了錯誤的系統。例如头（頭）、买（買）、卖（賣）、实（實）、，對傳承字沒概念的人可能誤以為「買」和「實」裡面有個「頭」。
- 批評者認為一些漢字在簡化後改變了原有的部件結構，破壞了原有的表意表音功能，例如：
- ①「轂」簡化作「毂」時，「车」字上的橫畫消失了（通用規範漢字表試圖將該橫畫恢復）。
- ②「條、務」簡化作「条、务」時，「攵」變成了「夂」。
- ③「殺」簡化作「杀」時，「朮」變成了「朩」（通用規範漢字表試圖將「朩」改成「木」）。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破壞了漢字六書的造字方式，如象形字的形體同音化，不易聯想到原形，難以透過字源學習漢字（必須先瞭解對應的傳承字），若要不學習傳承字直接學簡化字，需要死記硬背。[註 3]還有反對者認為，簡化字破壞了組合字的形體，無法有效表達原有的含義；還有構成漢字的部件與漢字字意的關聯遭到破壞，諸如此類。
- 有觀點指出現今的中國簡化字是中國共產黨受蘇聯影響而制定廢除漢字的步驟，並且進行「思想文化控制」的方法，正如《一九八四》小說中的新語一樣，簡化字只是一個「政治性產物」而不是一個文字自然的進化過程[58]；現行的簡化字能減省的精力相當有限，例如有些字只減少了一畫，而且中國的規範漢字中尚有大量筆畫多的常用漢字。簡化字有諸多問題，例如部分字形近容易誤認、破壞漢字系統性、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氾濫、無法呈現內涵及解釋字源、合併漢字導致歧義增加、喪失藝術美感、消滅歷史文化導致想要閱讀古代文獻或其它書籍必須額外學習等。
- 批評者認為，簡化漢字，使許多歷史地名「被消失」，如: 杜甫的名詩〈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中的「鄜州」因其為「生僻字」，被改成「富縣」；杜詩名篇〈羌村三首〉中的「羌村」也消失，成了「大申號村」[59][60]。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使得漢字失去原有的美感，簡化漢字的書法美感要比繁體字差，損壞了漢字固有的美。漢字以象形為本，逐漸演進為以線條和結構替代圖形，形成獨特的書法美感。簡化漢字打破了原有結構和線條的意義，使字形與音義脫離，喪失了書法的審美。[41][61][62]。
- 批評者認為，簡化字紊亂了文字系統，造成「一簡多繁」的問題，對古文考釋不利，音韻、訓詁部分也難以探究。但如能識得繁體字，可直接閱讀。
- 南懷瑾認為，中華文化數千年都是在用繁體字，但將漢字簡化後不識繁體字，不可以很好地了解與傳承中華文化。[63]
- 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認為沒有學過簡體字的一輩人在今天簡體字愈趨流行的環境，沒有讀寫困難，但反過來只懂簡體字不懂繁體字的，「恐怕稱不上有十足的讀寫能力的中國人」[64][65]。
-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梅葆玖曾於200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提議恢復繁體字，稱繁體字非常美，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丟，2016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第12屆全國委員會第4次會議上，他再度提案，呼籲青少年練毛筆字、學繁體字、聽京劇[66][67]。
- 簡化漢字得不償失
- 批評者則認為簡化字能節省的時間有限，現代人多數使用電腦等電子產品，手寫漢字的機會已減少許多，即便需要手寫，使用行書或草書亦可快速寫下漢字。[68]
- 批評者指出，文盲或半文盲，是在經濟與教育資源缺乏的大環境下所產生，而讀寫能力的貧乏，只是其中一個表象。文盲的數量，並不會因為文字系統書寫容易，識字的人就多；也不會因為文字書寫稍微複雜，識字的人就減少。有觀點認為，整體較中國大陸富裕、以繁體字為主的台港澳，由於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於識字教育上，人民除了書寫漢字時經常出現執筆忘字的情況外，識字率近乎百分之百。因而得出，識字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教育普及度及投入財力人力的多少有關，而非關文字系統的難易度。[69][70]
- 有觀點認為漢字簡化運動一開始就存在一個誤解，即繁體字難認、難讀、難寫，所以造成中國人不識字、沒文化。事實上，識字水平和文化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提高有很大關係，和字體難易程度的關係不是很大。18世紀之前，中國人的識字率持續是世界上最高的，維持在5%左右，這既得益於中國經濟的相對富裕，也得益於中國人「耕讀傳家」的教育傳統。相反，中世紀歐洲的鄉村，除了神職人員之外就再也沒有幾個識字的人[49]。
- 區域間交流障礙
- 簡化字給兩岸三地交流以及漢字文化圈的溝通帶來困難。日本、朝鮮（韓國）、越南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都有漢字文化傳統，多數並沒有接受簡化漢字。[41]
- 政治干預文化
- 片面解釋順應「歷史規律」
- 字形趨於簡化，在歷代俗字中更屬常見。由此可見文字的演變乃是由繁趨簡。但文字的演變也有「由簡變繁」的現象。有學者據此認為：字形「由簡變繁」與「由繁變簡」乃是雙軌並行，故「簡化」不見得是演變趨勢。這種看法亦須作澄清。因為文字多由於社會進步，使語言內容變得豐富，字義需配合語意而作出區分，遂於字形上加添偏旁，以表達某一特定語意，以致產生「繁化」現象。這與個別字形演變趨向簡化的情況是兩回事。
現況[編輯]
繁體字使用地區[編輯]
繁體字主要使用的地區，如台灣、香港、澳門等，這些地區的官方文件、電視、廣播、網誌、網路論壇、雜誌、著作、新聞等公開媒體上，幾乎看不到希望改用簡化字的想法，學校亦一律教授繁體字。但也有人會在非正式場合部分地使用簡化字，台灣民眾開始接受簡體字[74][75]，亦有人認為應該要學習簡化字[76]，但主流觀點仍反對在學校教授簡化字[77]，不少反對簡化字人士會以「殘體字」、「殘廢字」、「文盲字」批評簡體字。[78]次要地區則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他們都能接受兩種字體，也不會引起較大的反感。
-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2008年7月5日下午探訪臺灣作家陳冠學時表示，不會因大陸觀光客來台而使用簡體字，但會用繁、簡對照，讓大陸人民領略繁體字之美，他希望未來中國大陸人都使用繁體字。[79]
- 馬英九在2009年6月9日接見美國到來的華僑拜會中，建議大陸對中文採取「識正書簡」看法[8]，引來各界猛烈的批評，例如有人批評真的執行下去會變成消滅繁體字等，後於2009年6月23日發表新聞稿解釋其意涵以端正視聽[8]。
- 香港和澳門一直是使用繁體字地區，在1997年香港和1999年澳門回歸至中國時，基於一國兩制下，香港和澳門不受中國大陸推行簡化字政策的影響。但由於與中國大陸交流頻繁，尤其是自由行的影響，香港和澳門的商店在公眾地方有時會為大陸遊客提供簡化字的宣傳單張、大型廣告板、交通路線圖或路牌等。如果有簡化字在公共場合上出現有時會引起公眾譁然，香港有餐廳曾用只有簡體字及英文的餐牌引起大眾反感[80]。
- 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暫時未有香港和澳門的政府官員為此發表意見。然而近年來（指2003年自由行開放後一段時間之後），網上出現不少反簡體字的討論、文章，尤其是在Facebook、高登討論區等網絡社群上。
- 次要地區則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等。繁體字雖不是當地的主流漢字，但在民間卻廣泛使用。如：當地的報紙（標題繁體，內容簡體）、華人老招牌、寫書法、從港澳台地區進口的書籍、一些說明手冊、一些商標、些許標籤等等。因此，絕大部分的當地華人居民皆能看得懂繁體字，但在書寫上有一定的難度。
簡化字使用地區[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及地區，簡體字也是聯合國文件中文文本的指定字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簡化字以後，其公民自幼接受的是簡化字教育。[81]現時中國以《語言文字法》規定正式文書、印刷品必須使用簡化字，政府、教育、出版社等機構只可以在特殊場合上使用繁體字。
簡化字的主要使用地區，除一些研究歷史、國學、文字學的學者外，有人將繁體字用於毛筆字書寫，如書法、店招[82]，但不少字很不規範，很多大廈的題字錯別字相當多（繁體、異體、簡體與二簡混用）[83]。也有人主動閱讀用繁體字排印的古籍、古文，還有人提出應開放繁簡共存，或者全面或部分恢復繁體字的想法。
應該在簡化字的基礎上恢復部分繁體字，避免簡繁一對多轉換[84]。例如恢復「後」以區分「皇后」和「前後」（恢復後為「后後」）。恢復「髮」以區分「头髮」和「發生」（恢復後為「發髮」），並就美感、傳統性將過於簡化的字做部分恢復。這種新造的漢字系統被一些人稱為「和諧體」，目前有學者專門研究[85]，在中國大陸政商、學術界傳有部分人士已經正面支持，甚至簡體字支持者也對此有好評，是目前最有可能倡導恢復使用部分繁體的形式。
- 繼續貫徹國家現行的語言文字工作方針政策，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能改變。各種印刷品、宣傳品尤應堅持使用簡化字。
- 海峽兩岸的漢字，當前可各自維持現狀，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將來去討論。
- 書法是一種藝術創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化字，應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
- 2008年3月，作家王干在其博客上發表文章：《五十年內，廢除簡化字如何》[88]，在網上引起支持方與反對方激烈辯論。隨後，新浪網請王干在第四十九期的網上大講堂作了簡體字在當代尷尬境遇的專題闡述。[89]
- 在2008年兩會期間，宋祖英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教育，將中國文化的根傳承下去。[90]這份提案更引起了繁體字傳承教育的大討論。但教育部部長周濟以「國家有基本國策，就是要使用簡化字，就是要推廣普通話，這是一個基本要求」為由表示不考慮「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91]
- 2009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潘慶林提出，建議全國用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92]根據《南方日報》和搜狐網的聯合調查，反對恢復繁體字的網民略多於支持一方[93]，但也出現了勢均力敵的局面[94]。新浪網的投票調查結果顯示支持簡化字與反對簡化字的人數比例大約在6:4。支持簡化字的歷史學家王立群在博客上發表文章《簡化字不能輕率廢除——二論繁簡字之爭》[95]，一一駁斥潘慶林的觀點，與王干爆發論戰。
- 2009年8月12日中國發表了《通用規範漢字表》的意見徵求稿，向全國公開徵求意見。該表試圖對用字現狀加以修補和完善，正式頒布後，將成為中國最新的漢字規範。
有人認為這些主張在中國的影響力不大，中文學者主流觀點及民眾普遍看法仍然認為簡化字易識適用，不贊同讓下一代加重識字負擔。[97]目前恢復繁體字的意見和呼聲主要通過網絡言論的形式體現出來。國家語委主任趙沁平曾公開承認「不學習繁體字影響文化傳承」進而主張「『識繁寫簡』、『繁體字申遺』等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力」，提出「要注意維護合法使用方言、繁體字的空間。」基本上表達了中共溫和派對於繁體字的態度。[98][8]
解決方案[編輯]
全面使用繁體字或全面使用簡體字並不是僅有的選擇，一些人提出以下觀點，試圖部分修正現今的簡化字政策，為繁簡混亂的現況提供解決之道：
- 消除一簡對多繁
- 停止非常用字的類推簡化
- 現行的偏旁類推簡化字中有很多不是常用字，其對應的繁體字在識別上沒有太大困難，但卻佔用了大量漢字的編碼空間。因此，簡化字應當只對3500個常用字進行簡化，罕用的古字只收錄原型，不再收類推簡化偏旁後的形態。[99]
- 簡化時不應該破壞美觀及六書原則
- 在簡化時不應該違背六書及美觀原則，不少違背這些原則的字還比原字難學難辨，應該回復繁體字或另造更科學的簡體字。因為六書是分類與歸納原則，若只有少數繁體字與簡體字用不同的六書原則，則可以減少記憶兩套字體的難度。
- 不應把草書簡化為簡化字
- 草書的寫法只是方便書寫，筆劃次序違反傳統寫法。經草書楷化的簡化字，和原本的草書寫法差天共地，如「馬」字等。草書中連筆書寫的情況普遍，而且寫法不一。如繁體字「團」和「專」都有相同部件「專」，但這部件經草書簡化後，寫法就不再統一。
也有一些人提出繁簡分工的概念：
- 繁體字用於印刷，簡化字用於手寫
- 一些學者提出「讀繁寫簡」的觀點，認為簡化字用在手寫上即可，而不必用在印刷上面（至少像一些偏旁類推簡化字不必讓印刷完全與書寫等同），特別是現時中文數位化，已經沒有過往輸入困難的問題。這種做法其實更為便利。[7]王若谷認為「繁體漢字文脈嚴謹但筆畫繁多不易書寫、反之簡體漢字易寫但文脈不清、因此是各有利弊。故繁體和簡體不應該是你死我活的冤家對手、而應該雙贏。英文有大小寫字體、日文有片假名和平假名字體、為何中文就不能有印刷體和書寫體的分工呢？繁體漢字嚴謹，完全可以作為法定印刷體用於各種文件書刊；簡體字易寫，完全可以作為日常書寫體用於各種信函便箋。這種分工、既方便了漢字的日常使用、又保障了漢字的科學嚴謹，相信施行起來也不會有文化障礙和牴觸。」[100]
- 以繁體字為主，允許書寫部分俗體字
- 古文用繁體字呈現
現狀[編輯]
臺灣、香港、澳門地區仍然沿用絕大部分的傳統漢字。而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分類，簡化字和未被簡化的漢字稱作規範漢字，繁體字和異體字是非規範漢字；除特殊場合如書法、藝術、古籍、教育、研究以外，繁體字和異體字在中國大陸不可用於一般印刷品。「繁體字」是中國大陸對傳統漢字字體的稱呼，在香港、澳門等地區也較常使用此名稱，中華民國官方稱之為「正體字」[7][8][102]。
兩岸三地[編輯]
由於網絡的發達，跨文化交流越趨頻繁，繁體字使用者因與大陸交流而需要認識簡化字；簡化字使用者則因研讀古文、藝術需要及與港、台、華僑交流，而有學習繁體字的需求。由於大陸的許多輸入法同時支持簡體與繁體的輸入，也有很多大陸人在使用電腦時錄入繁體字。在繁體字使用區如台灣、香港、澳門，除少數特殊場合（如與簡化字有關之研究）以外，印刷品、契約書、網站等正式文件皆使用繁體字。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手寫時偶爾會使用個別的簡字[103]，主要為民間廣泛流傳的俗體字，如台（臺）、抬（擡）、医（醫）、体（體）、銹（鏽）、綉（繡）、対（對）、画（畫）、国（國）、伝（傳）、会（會）、転（轉）、无（無）、蜡（蠟）、発（發）、与（與）等都很容易在宣傳海報、店家招牌、公告、書信等場合見到[104]，目前「台」已被視為「臺」之通同字或正字而非簡體字[105]。商家為求方便亦使用簡體字；甚或使用「注音文」、「拼音文」等代號速記，正式文書則無此類用法。另由於英文在港澳台非常普及，許多使用者會乾脆使用英文及英文縮寫取代部分中文字詞，以節省書寫時間。
即使用於考試之問答題，只要使用之俗字不致難以理解或過於突兀，通常都能被容忍接受；但台灣的國文相關科目要求較為嚴格，大考賦予閱卷者對簡體字斟酌扣分的權利，但標準不一，使用各式簡字仍有被扣分的風險[106]。
多繁對一簡問題[編輯]
「多繁對一簡」大致上有3類：
- 依簡化原則簡化漢字，恰好和已存在的不同意義的（較少用的）字相同。例如將「廣」簡化為「广」後恰好和古字「广」（ㄧㄢˇ）相同。其他例如：叶（葉）、听（聽）、术（術）、腊（臘）。
- 將多個字依簡化原則簡化為形體相同的字，如將「發」、「髮」均簡作「发」，「髒」、「臟」均簡作「脏」。
- 用本來就存在但形體較簡單的音近字取代較複雜的字，如用「干」取代「乾」、「幹」、「榦」，有些字本不通用，如冲（沖、衝）、丑（醜）、只（隻）、斗（鬥、鬭、鬪）。而有些是本來就可通用，只是有時意義不同的字。如「后」和「後」常通用，但「後」不用於「皇后」，其他尚有于（於）、才〔纔〕、伙（夥）、克（剋）、了（瞭）、几（幾）等等，其中一些字即使在繁體字使用區也常混用。
這樣的兼併造成了漢字的表意功能削弱，更依賴上下文才能準確理解文意，例如有些人會以「船只（隻）停在基隆港」[39]、「我下面（麵）給你吃」等造句，突出簡化字造成的歧義問題。就現代白話文而言，這些例子放在具體的句子中極少會造成歧義問題[107][108]。且這種會發生歧義的情況也不僅產生在用簡化字的造句中，如「書本在桌子上」。但在文學、古籍等較講究精煉用字的領域，使用簡化字則不易理解或容易誤解，如「余一人」與「餘一人」，前者指「我一個人」，後者指「剩下（多出）一個人」，簡化字將餘併入余，不利解讀古文。目前的新規範決定當「餘」字與「余」字有歧義時，可使用「餘」的類推簡化字「馀」。
當初施行簡化字的本意是藉由強制規定達到統一，但由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一些政權並未採用相同的標準，造成現今在交流時，程式進行繁簡自動轉換時容易因「一對多」轉換錯誤，需要人工校對，造成諸多額外成本。比如軟體常把云一概轉為雲，余一概轉為餘，里一概轉為裡，干一概轉為幹[109]；此等情況常見於人名，如香港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及姚松炎及其他議員被兩名市民入稟申請司法覆核取消議員資格，據推測，該入稟狀雖以繁體中文寫成，但應為入稟人先以簡化字撰寫，再以軟體簡轉繁方式轉為繁體後再呈交至法院，因當中鄭姚兩人之名字被寫成「鄭鬆泰」及「姚鬆炎」[110]。由於「簡一對繁多」較多，簡轉繁出錯的情形遠遠高於繁轉簡，這也是許多繁體字使用者批評與反對簡化字的原因。另外，不同姓氏的人也會被歸為同一姓氏，比如說鍾和鐘變成钟（目前新的規範將作為姓氏的「鍾」改為簡化為「锺」），塗和涂變成涂；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在二簡字中，蕭和肖皆合併作肖。
一些簡化字的支持者認為，合併只是增多了一些多音多義字，現代文書主要以白話文為主，相較於書寫、學習等方面帶來的好處，簡化字造成的歧義問題小得幾乎可以忽略；而要解決轉換時的「一對多」問題，只要讓繁體字使用者全面改用簡化字即可。批評者則認為，簡化字在書寫、學習等方面帶來的好處相當有限，且因文學、古籍等因素，繁體字不可能全面廢除。一些簡化字使用者也對此現像做出省思，認為應當朝消滅「多繁對一簡」問題的方向努力。（亦參見不統一的問題）[111][56][55][112][84]
不統一問題[編輯]
簡化字創立後，由於各地使用不同的系統，很多媒體不得不設立繁體字和簡化字兩種版本，耗費人力物力。大的字庫、字典除繁體字以外，尚須收錄各種不同體系的簡化字，如中國、日本的簡化字，於是字數大大增加。如GBK中有「国」、「囯」、「國」，有「鈡」「鍾」「鐘」。
漢字總數約有10萬上下，《簡化字總表》只收錄了2235字。然而，由於簡化字政策的偏旁類推原則，導致許多罕用字除原字形外，不得不加收簡化字版本，造成整理、編碼上的負擔。[113]
其他各國的漢字簡化[編輯]
國際上，新加坡、馬來西亞採用並推行了與中國《簡化字總表》幾乎相同的用字政策。[註 4]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權後）及各國際組織也都採用了簡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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