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以色列使命

 美國的以色列使命

《撒母耳記上》8:6-18

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就禱告耶和華。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們。

撒母耳將耶和華的話都傳給求他立王的百姓，說：

管轄你們的王必這樣行：他必派你們的兒子為他趕車、跟馬，奔走在車前；

又派他們作千夫長、五十夫長，為他耕種田地，收割莊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

必取你們的女兒為他製造香膏，做飯烤餅；

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園、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

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

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婢女，健壯的少年人和你們的驢，供他的差役。

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作他的僕人。

那時你們必因所選的王哀求耶和華，耶和華卻不應允你們。

耶和華明確告訴立王者，他們將會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德比郡議員威廉·卡文迪什總結了新教徒的基本法理論：新教信仰與國會尊嚴似二實一，自由和宗教不可分離。1679年的短暫妥協告訴他，神的律法本質上是不可妥協的。卡文迪什瞭解但拒絕霍布斯的哲學，斷言王室特權和公共利益都不是豁免的理由。眾人除非神經失常，不可能跟予取予奪的利維坦簽訂契約。世襲君主制的理論不合教義，異教繼承人不能統治基督教共同體。現世的懲罰、甚至死亡的恐懼，都不是政治秩序的可靠保障。法律和習俗沒有來世賞罰的支持，注定是軟弱無力的。神授律法賦予國民不可思議的秩序和紀律。國本繫於敬畏與服從，而非勇武和學識。聖約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契約，此後的承諾都由此派生。不能守衛基本法，任何憲制就是一紙空文。

北美殖民地使「聖徒們」獲得解放，「美洲的以色列」傲視腐敗舊世界及其摩洛克崇拜。《五月花號公約》：「我們在上帝面前莊嚴立約，自願結為自治團體，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新耶路撒冷。」（George C.Bedell.ed, Religion in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p.34）救世主義的背面就是滅絕主義，耶和華告誡「選民」不能為偶像崇拜的病菌留下培養基。以色列使命本質上蘊涵革命的意義，與封建自由和經驗主義的英格蘭傳統始終存在張力。原旨的差異不可能不體現於世界體系。大英帝國的世界體系缺乏干涉內政、伸張正義的以色列式熱忱，這種有害於國家利益的熱忱曾經是克倫威爾外交的主要特徵。在唐寧街的眼中，一個尊重私有財產、熱愛自由貿易的政府必定是好政府。大英帝國將這兩種福音傳遍世界以後，文明的福利自然會征服所有正派人。英國人不關心各國憲制的變化，更不覺得萬國應該或可能模仿英國人的自由。迪亞斯、韋爾塔符合英國人的良治標準，胡亞雷斯、馬德羅則是破壞分子。老練的英國駐外官員認為：威爾遜主義者和一根筋的傳教士差不多，剛愎自用、傲慢自負，總是把自己的偏好當成道德、把自己的運氣當成道德，總想強加於人，沒有體諒別人感情的能力。威爾遜則認為：英國人所謂的尊重和審慎，跟本丟·庇拉多的金盆洗手、息事寧人一樣虛偽。美國人繼承克倫威爾的傳統，喜歡派戰艦脅迫羅馬教皇和薩瓦公爵實施信仰自由，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美國新教徒習慣以以色列人自居，賦予殖民「出埃及」的神秘意義。憲法對他們而言，當然就是耶和華與摩西在西奈山上所立的聖約。復興派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說：「上帝將要開始更新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區，以一種激進的宇宙新秩序為標誌······因此，美國的未來不僅是自身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甚至是宇宙的未來。」（Maureen Henry, The Intoxications of Power: An Analysis of Civil Reglion to Ideology, 1979, p.47）如果有人認為這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那就是嚴重誤解了新教徒的虔敬。漢普登、克倫威爾、埃爾頓、哈里森和普萊德都生活在《舊約》的世界中，隨時隨地向上帝請示，堅信他們做出的每一項重要決定都是上帝的啓示。如果他們決定擊殺「亞甲王」，命令一定來自上帝對他們祈禱的回答。美洲殖民者一向以堅韌頑強著稱，這是他們信仰生活的自然結果。「他們的基本信念是：美國人擁有特殊使命。他們注定不僅居住在地球上。他們不僅居住在地球上，而且創造了一個自由國家和一種生活方式，優於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及其生活方式。」（Beisner, Robert L.,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Ilinois, 1986, p.9）

摩西之後自然會有約書亞，富蘭克林就認為華盛頓將軍堪當此任。約翰·亞當斯在1776年宣稱：「如果哪個年幼的國家值得愛護，那就是美利堅……他們是一個英雄種族的後裔。這些英雄僅僅依靠對上帝的信念，為宗教和自由的緣故，把大海和天空、巨怪和蠻子、暴君和魔鬼統統視若草芥。」（劉、楊版《美國通史》第一卷，《美國的奠基時代》）這樣自然會引起「跨海平魔」的問題。從理論上講，美國所有的戰爭都是仲裁性戰爭。也就是說：美國的身份應該是居高臨下的執法者，而不是糾紛的一方。美墨戰爭必須從聖塔安納屠殺移民的宣傳開始，美西戰爭必須從西班牙虐待古巴革命黨人的宣傳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必須從「露西塔尼亞號」沈沒的宣傳開始。美國人如果不能事先營造出匡扶正義、保護人權的氣氛，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戰爭。新教徒的良心使他們覺得，歐洲那種沒有正邪之分的競技式戰爭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在威爾遜和他的大多數同胞眼中，集體安全體系的優越性主要就在道德方面。歐洲人沒有成功，原因就是他們不夠道德。只要大家都像美國各州一樣和睦互信，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世界和諧的關鍵在於提高政治主體的道德水準，干涉內政、甚至清除邪惡軸心本質上都屬於（國際）社區責任。當然，這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崇拜偶像的迦南人怎麼可能理解選民的動機呢？

「美國幾乎所有政治家都將文化因素視為外交考量的一部分。文化在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Jongsuk Chay.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103 ）在這些文化因素當中，宗教信仰肯定居於首位。宗教信仰曾經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外交資源，因為這是投合美國公眾認知圖景的捷徑。一位基督徒領導的友好國家遭到異教軍閥的野蠻侵略，最適合激發救世主義的感情。相反，在美國人心中，無神論和道德敗壞總是難解難分，歐洲人在這方面就要世故得多。《聖經》民族的底蘊造就了美以的特殊關係，這大超出了利害之交的程度。一戰以前，大英帝國正在鼎盛時期。英國外交部的文件充滿了世俗的價值：帝國責任、公正和信任。二戰以後，美國的外交文件卻充滿了末世論的道德感情。捷克的物質資源早已落入蘇聯手中，但多黨聯合政府的淪亡仍然是美國理想和憲制的危機。韓國不在美國的防禦圈內，但袖手旁觀就會鼓勵邪惡勢力的氣燄。金門在軍事上的無價值彰明昭著，但美國的政策必須符合她已經形成的道德形象。冷戰大大加速了美國整合世界秩序的步伐，「自由的道德價值」似乎變成了主要的國家利益。美國的虔誠是帝國精力旺盛的標誌，正如歐洲的世故是取巧棄權的標誌。西塞羅早就告訴我們：羅馬人的智巧不能跟希臘人相比，他們的力量在於虔信。

羅伯特·帕科特說：「就歷史而言，我們在防務方面的國家利益是不斷擴展的。範圍從美國大陸延伸到加勒比海，再到整個西半球、西歐、太平洋屬地和盟國。而且從理論上講，範圍延伸到世界上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Robert H.Puckett, America Facesthe World: Isolationist Ideolog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SS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1972, pp.82–83）現在，美國的未來與世界的未來已經不可分離。聖約將革命帶給全地球，斬斷了舊制度的臍帶，在價值多神教的廢墟上建起神義論的大廈。正如傑斐遜所說：「上帝全能，正義永在。每念及此，戰慄惶恐。」世界秩序就是神意對命運的勝利、耶路撒冷對迦南的勝利。誡命由此超越了自然和人為的疆界，一步一步窮盡其預定的軌跡。萬國早晚都要面對摩西的選擇：「今天我把生命和福樂、死亡與禍害，都擺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繼承世界體系

英帝國在印度發現了一個世界。一批法人團體各自根據自己的特許狀行事，與當地王公或其他政治實體貿易和交戰。這種模式與其稱為殖民主義，不如稱為中世紀模式。條頓騎士團在東歐、漢薩同盟在北歐、倫巴底商團在英法兩大國，都遵循同樣的模式。印度只是將舞台放大了無數倍。然而，印度的超大體量畢竟會發揮特殊作用。前現代的印度自身就構成一個世界體系，綄結中東、中亞和南洋群島。整個體系的分量之重，三分全球而有其一。英格蘭王國的法人團體僅僅因為債務和司法的糾紛，不知不覺地奄有大半個印度和遠東-中東體系的統治權。英格蘭王國的憲制已經不敷應用，不列顛帝國必須發現符合世界體系的憲制。威斯敏斯特模仿歐洲絕對君主，試圖承襲至高權力，立刻遭到北美保守派的回敬，第一個大英帝國因此解體。

迪士雷利設計的第二個大英帝國放棄了歐洲大陸的政治遺產，糅合封建傳統和亞歷山大-羅馬傳統。女王陛下依據封建式共主君合國的成例，兼任印度帝國女皇和東方各邦君主。印度帝國遵循安條克、托勒密和羅馬的帝國憲制，由五色斑斕的行省、附庸國、盟國和自治領地構成。東方式吏治國家只存在於行省，行省肯定是賦稅盈餘區。盟國和附庸國分擔了大部分軍事責任。行省以外的地區維持其習慣法，統治成本極低。女皇和副王在行省享有理論上的專制權力，通過國際性精英公務員團體治理完全被動的土著居民。只有在這裡，印度帝國才能名副其實地稱為殖民帝國；正如清帝國、莫臥兒帝國和大多數東方國家一直都是殖民帝國。公務員制度是最有利於財政汲取、最適應末人民情的統治方式。在所有能夠自治、熱愛自由的共同體當中，這種制度激起了近乎本能的恐懼和憎惡之情，而喪失政治德性、渴望外來良治的散沙居民卻感恩戴德，猶如大旱之望雲霓。英印帝國將體現東方精神的公務員制度輸入封建的西方，無異於實現了克萊奧佩特拉對羅馬的死後復仇。

大英帝國不覺得歐洲應該和睦相處，只想扼殺任何可能破壞分裂的潛在霸國。她不覺得殖民地應該分享英格蘭的古老自由，事實上她不相信有這樣的可能。英國秩序是封建主義的、經驗主義的、特殊主義的，浸染國教會的中庸和奧蘭治家族的審慎。她的救世主義和民主精神已經隨著克倫威爾的舊部流失到美洲，土鱉鄉紳的偏見和常識卻留了下來。她的正義以自由貿易和勢力均衡為基礎，沒有干涉內政的興趣或利益。弱小國家謀求霸主的保護，不需要意識形態的理由。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共同體存在和幸存，始終有賴於壓倒優勢的海權」，馬漢上校的經典著作描繪了這種壓倒優勢的驚人影響。現在已經沒有人能予以反駁。海權比陸權更強大，因為這種元素在移動和存在中遍及一切地方。在字面意義上講，海權國家是所有瀕海國家的鄰邦；由此可以更直接感受到海權的強大特徵。由此，海上霸權自然會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懼。除此之外，海上霸權總是面臨全世界聯合起來顛覆她的危險。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能夠長期抵抗這種聯合，何況區區小島：國民沒有軍事訓練，食物依賴海外貿易。危險只能在實踐中規避 — — 歷史顯示危險確實得以規避。條件是：國家的孤立政策；海上國家的指導政策符合全人類普遍的願望和理想。尤其是：精密識別大多數國家、或是盡可能多國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現在，所有國家的首要利益是維護國家獨立。繼而，英格蘭直接和明確的利益就在於維護各邦的獨立。在這方面，她有甚於任何非島國。因此，如果任何國家威脅其他國家的獨立；英格蘭必然是她的天然敵人，必然是弱小各邦的天然保護者。

各邦總是珍愛在世界市場上自由交流和貿易的權利，僅次於獨立的理想。相應地，英格蘭捍衛最大限度的普遍自由貿易原則。她無疑因此加強了自己的協調能力，可以調和其他各邦有益的友誼；至少減少了他們的擔憂。各邦因此認為：海上霸權掌握在自由貿易的英格蘭手中，總會好過落在貿易保護主義的強權手中。這是自由貿易問題易受忽視的側面。有句話說得好：每個國家只要有選擇的餘地，就會寧願自己掌握海上霸權。如果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們寧願海上霸權歸英格蘭掌握，也不願意歸其他國家掌握。

歷史顯示：威脅各邦獨立的危險普遍、至少部分源於鄰邦短暫的優勢。鄰邦同時具有軍事力量、經濟效能、擴張邊界或影響的野心，危險就會不斷上升，與其權力、效率、野心的自發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遏制由此而生的政治優勢濫用，只有依靠同樣強大的對手或幾個國家形成的防禦聯盟。列強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技術上稱為勢力均衡。英格蘭的世俗政策就是維護勢力均衡，永遠以這種比例及時支持最強政治霸權國家或聯盟的敵方；這幾乎是歷史上的老生常談了。

如果英國政策確實符合這種理念；任何追求霸權的國家勢必走向英國的對立面，猶如自然規律。一位論述英國政策的傑出作家確實已經從理論上證明、從歷史中闡明了這種規律。」（《克勞備忘錄》）

一戰後，這兩大基礎都不復存在。美國秩序的救世主義性質超過了自由主義性質，國家獨立和勢力均衡都變成了新秩序的障礙。甚至在1990年代以後，自由貿易仍然只是美國政策的次要目標。威爾遜主義在歐洲的直接目標是消解跨民族帝國，在海外的直接目標是消解殖民帝國。從理論上講，集體安全體系能夠將文明世界內部的和諧提高到美國各州、至少是美洲各共和國的水準。然而，在此之前，文明世界的政治實體必須改造為類似美洲的民族民主邦國。解體的過程是極其漫長而痛苦的，經歷了二戰、去殖民化和蘇聯帝國重組才接近完成。改造的過程更加複雜而困難，至今尚在進行時。從理論上講，美國秩序的完成將使民族民主邦國普及到全世界。從實際上講，秩序完成的不同程度構成了世界差序格局的正當性理由。

威爾遜世界不會取消國家利益，但確實會形成某種普遍主義的框架。在框架內部，戰爭、外交和訴訟、仲裁的差異越來越模糊。世界差序格局確定了仲裁性戰爭的正當性。南斯拉夫必須解體；因為她自己已經構成障礙，不利於歐化成熟的西部各邦直接融入威爾遜世界。如果她身在霍布斯世界，原本具備優等生的資格。伊拉克不能解體，因為她內部的政治實體還沒有成熟到足以融入威爾遜世界的程度。如果她在霍布斯世界播下的種子長成森林，這種前景就會出現。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單邊主義的反對者在這方面居功甚偉。他們對美國秩序的實際依賴和對美國霸權的不斷質疑使自己越來越深地陷入世界體系之中，大大增加了世界憲制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