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論社會階級

 主持人：以前您說過，民族國家的政治其實不是無産階級的事情，但是普選制把無産階級推入了政治裏面。

在臺灣，如果一個人作爲一個無産階級，他尚未有完全的自立能力，他沒有辦法産出比維持自己的生活更多的資源和秩序。

在這個世界上，他要怎麽樣去看待政治這件事情？怎麽樣放大他自己的力量？還是說，等他成長到可以負擔更多的責任、取得更多的資源和社會網絡之後再來參與政治會比較好？

劉仲敬：一般來說，應該只顧自己的小團體，把政治交給自己的領主。因爲在這種情况下，如果領主錯了的話，你是糾正不來的，就像是小孩沒有辦法改變父母的錯誤一樣。

强行糾正的話，實際上對你自己的損害更大。如果領主做對了的話，你也幫不上什麽太大的忙。

正確的做法就是，在你自己的小生態環境內不要越過那個保護性的隔離層，不要越過把日常生活和政治隔開的那一片森林。越過那一片森林，其實是有相當大的風險的。

抗風險能力不够而輕易加入的話，對自己有害。而且，越過這片森林涉及到層次性的問題。一般來說，無産階級越過層次太快的話，對他自己有害，對他自己管理的事情也有害。

這是一個判斷能力的問題。你對于事物的判斷能力，取决于你出身和成長的環境給你形成的一些相當于是微波背景輻射之類的設置。

這個你可以反求諸己，比如說涉及錢的問題，損失多少錢或者得到多少錢讓你的敏感性最大？你不要直覺地說“錢掙得越多我越興奮，輸得越多我越興奮”，不是的。

你的敏感性最大的那筆錢，就是你在青春期——比如說十五歲的時候最熟悉的那筆錢。超過這個數額以後，你的敏感性反而下降了。錢以外的其他問題也都是這個樣子的。

人往往對小損失或者小事情很敏感，對大事情很不敏感，那就說明他敏感的那些小事情正是他習慣的階級地位所帶來的。

超過這個範圍，他的判斷能力、瞬時反應能力和控制比例的能力都失常了。失常了以後，得到的就是一個扭曲的世界觀，根據扭曲的世界觀做出的判斷一般都是不對的。

所以說，階級地位的改變這個東西像是動物的遷徙，像深海魚類向淺海遷徙或者動植物從一個地方遷到另外一個地方一樣，是必須不斷地跨代。

你在一個新環境中生出來的兒女，他天生是適應這一套的，他有你不具備的身體感覺。這些身體感覺比你意識到的判斷要重要得多，它從外部和底部約束了你有意識的判斷。

在這些身體感覺和下意識的東西沒有一一具備之前，你單方面地拔著自己的頭髮跳出去，實際上你就喪失了人類最重要的那種在叢林中通過各種直覺形成綜合判斷的能力。

理性判斷，只有在這個你說不清道不明的、女人說是第六感的綜合判斷之上才能發揮作用；脫離了這個基礎的依托的話，你的理性跟瘋狂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所以，脫離階級的人很容易做出對自己不利的甚至是近乎瘋狂的表現。

階級地位的提高是植物性、生物性或者生態性的。你的活動在演化意義上來講不斷改變你所在的小生態環境，

然後小生態環境的改變培養出跟你自己習慣的環境不一樣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然後這樣一點一點改變。打亂了這個節奏，突然地跳躍，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會出現問題。

其實嚴格來說，階級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不是一個好的描繪方式，因爲世界像生態環境一樣複雜，不是說單純的向上或者向下。經常有的東西是橫向或者斜向的跳動，也會産生同樣的效果。

總之，你不能跳得太遠。越過原有的生態環境以後，針對原有的生態環境形成的習慣和德性可能變得面目全非，可能變成跟原來相去甚遠甚至意義完全相反的東西。

例如像是希臘運動員那種要吃生肉的習俗，如果拿到日本武士那裏去的話，反而會使你變成下等人。

假如像是《幕府將軍》那個故事，跳一下，一個必須吃牛肉的希臘運動員到了日本，然後他找到特殊部落民，

他以爲他找到了上等人，其實恰好找到了當地社會的下等人，因爲當地社會的上等和下等的符號性標志跟希臘恰好相反。

而一天洗多少次澡在他那個社會裏面是一個次要的符號標準，但是在日本却是一個主要的符號。社會性的躍遷經常會造成這種德性錯置，德性錯置會導致很滑稽的結果。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吧。我有一位祖先，他在我小時候是一個反面教材。他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他是大清朝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一位地方官員，士大夫階級。

然後出于我已經不知道的原因，他老人家在政治鬥爭當中被敵手給鬥倒了，但是也沒有怎麽傷筋動骨，他就辭官了。

按照常規，他辭官還鄉應該回到鄉下去寫一寫書、教幾個學生或者在鄉下出席別人的婚禮和葬禮之類的，

也就算是符合他自己的階級習慣，也就算是地方上的一個柔性權力的擁有者，差不多也可以混得過去了。

但是他不能忍受這一點。做官的人向來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熱愛權力的人，一種是懶洋洋的、只要混日子就行的人。他是那種積極熱愛權力——就是說必須要管別人而不能被人管的人。

可能比較懶的人覺得，有很多人捧我的場，有很多鄉下的貧下中農和文盲覺得我是個大學問家，我的虛榮心得到了很大的滿足，而且我還不用真正管事負責，可能我還更舒服一些。

但他不是這種人，過這樣的受人管而自己做不了主的日子，那他豈不是完全白乾了。

于是，他就摸索著轉型，最後變成了一個棒匪。棒匪跟袍哥是不一樣的。袍哥是地方上的掮客，可以說是政治意義上和社會意義上的掮客。

他是白的，按照通常的意義上，他是“清水”，就是說他幹各種調停的事務。這些事情通常要帶一點暴力色彩，而那些不習慣暴力的人需要掮客的時候會去找袍哥。

但是袍哥幷不被當地社會認爲是壞人，而被認爲是必不可少的江湖人物。他也是不能隨便搶人或者幹什麽的，他要遵循江湖道義的。

棒匪就是所謂的“渾水”生意，“渾水”生意是直接殺人搶人的。

然後他就組織了一個山賊集團，在江湖道上很打出了一些威風，使得原來崇拜他的那些拿他作爲小孩子正面典型的父母們又反過來把他作爲反面典型，教育下一代青少年千萬不能弄成這樣。

但是實際上這兩者的德性是一樣的：他之所以要做官，是因爲他不能做老百姓而受人管；但之所以要做强盜，是因爲他不願意做一個退休的士大夫而受現任官員管。

江湖道血雨腥風，最後終于有一天，他在一次失敗的江湖械鬥中被他在江湖道上的敵人砍斷了兩隻脚，像傳說中的孫臏一樣。

這一下他就做不成强盜了，于是他就上了峨眉山，宣布他懺悔前業，投在道士門下，變成了一個道教的修道士。

最後他年老快死的時候，在峨眉山組織了一個上香的廟宇之類的，接待各種各樣的香客，好像也顯得很NB的樣子。

印第安人有一種解釋就是說，酋長跟一般的印第安人不一樣，他打仗的時候特別NB，別人怕死而他不怕死，一個人像獅子一樣能打死很多人。

性欲也很强，別人是一個女人就能滿足，而他經常要搞好幾個女人。總之是天生的，也許是睾丸酮的水平比一般人高。

說不定原始部落的酋長就是睾丸酮、血清素或者某種跟打仗有關係的激素水平在平均水平綫上，然後就自動變成酋長了。

他可能就是那種不服人管而要管人的諸如此類的激素配額比較高，所以就演出了上述的一生。等到他最後變成道士以後，廣大的親戚和鄉下的父老就不知道該拿他怎麽說了。

做官的時候他們說他很偉大，後來他做强盜又說他很壞。等到做了道士以後，這傢伙到底該算是正面典型還是反面典型，最後搞得誰也說不清楚了。

我對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他實在是早生了幾十年，如果是晚生了幾十年，比如說生在1930年附近，等他走到當强盜的那個時候，共産國際來的時候，他肯定會像賀龍、任偉章那些人一樣。

共産國際派一個代表來說：“兄弟，社會這麽不合理，一般的順民都不敢反抗，就乖乖讓地主資本家剝削去了，而你真是一條好漢，你敢反抗。

只是，你反抗了這麽多年，爲什麽還沒有成功呢？因爲你沒有共産國際的先進理論指導。 你看，廣大社會都說你是强盜，其實你知道你不是强盜，你是在反抗不合理的社會，但是你說不清楚。你殺了人，別人也不說是正義的革命舉動，而說你丫太壞了。

你殺人是去殺那些爲富不仁的財主，搶了他們的錢，其實你是爲廣大勞動人民說話，然而廣大勞動人民居然不理解你，跟著地主老財一起說你的壞話，這是多麽可悲呀。

現在我們帶著先進理論來了，今後你可以殺得更多、搶得更多，而且廣大老百姓還說你是來解放他們的。

而且我們還有各式各樣的技術服務和組織服務，我們像對待任偉章和賀龍一樣，任命你爲紅四方面軍的某某軍長或者師長，比你原先當的那個自己封自己的山大王頭銜要響亮多了。

而且我們還帶來了幾百條槍，比你的槍要先進很多很多。你幹不幹？”他多半就會幹的。然後他就可能變成開國先烈，變成徐向前一類的人物了。早期紅軍當中，像賀龍這樣的人多得是。

我們要明白，紅軍招收的根本就不是那種一般來說是雄性激素水平偏低的人。這種人給人的印象就是，他麻木遲鈍，受了人欺負反應不過來，反應過來了以後也不敢反抗。

總之是，膽子比一般人更小、反應比一般人更遲鈍的人，才會變成貧下中農或者無産階級。

像是反應特別敏銳、但是又膽小怕死的那種人，比較可能成爲士大夫，唐伯虎那種人。但是他的反應一定是很敏銳的，否則他就不够聰明。

反應又敏銳又聰明、力氣又很大又很能打的那種人也不會變成貧下中農，他會變成軍閥。

所以，真正的貧下中農，你要招募他是很困難的，他也沒有什麽用處。紅軍其實很少招募真正的貧下中農，倒是把他們壓榨得比以前的資産階級統治要厲害得多，因爲反正你也不敢反抗。

紅軍真正要招募的是那種社會邊緣人，像李大釗、陳毅那種人，作爲士大夫階級或者候補士大夫階級，或者是我的黨派已經失勢，或者是我幹了什麽事情不容于社會主流。

總之是，要做林長民、李大釗那種政治掮客和政治經紀人已經沒有資格，但是我還是瞭解社會上的政情的，可以給紅軍當帶路黨。而貧下中農什麽也不知道，帶路也不好帶。

另一種人就是江湖好漢類型的人，殺過人的，放過火的。像楊成武在華北，他就專門打進監獄裏面去，從監獄裏面放出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來當八路軍。

他手頭不會一點農民都沒有，華北那個入口過剩的地方，他要找一批二、三十歲的男性農民應該不是很困難。

但是這個是秘傳心法的問題，你招了那樣的真正勞動階級出身的農民的話，他其實很怕死，又不大能打。

誰最不怕死呢？罪犯。王世充和李密打仗、李密快要打進洛陽城的時候，他老人家的做法就是打開監獄，放出一大批囚犯出來當敢死隊員，跟李密打。這個是秘傳心法。

實際上紅軍也是這麽幹的。招收山賊，王佐和袁文才那樣的各地的土匪之類的，總之是爲一般安善良民所恐懼的江湖流寇之類的人。

然後把他們的殺人放火的行徑重新改編一下，美化爲革命行爲，把他們統戰進來。

統戰進來以後，他如果不聽話，就用政委之類的控制他的部屬，把他一點一點馴服；再死也不聽話，就像王佐和袁文才一樣，殺掉你，吞幷你的部屬。

這就是同一種德性在不同生態環境中會做出各種不同表現的緣故。像他這樣的人，他像李大釗一樣。李大釗的正路是做北洋軍閥的一個幕客。

他跟白堅武是好朋友，如果他的靠山不倒的話，他跟白堅武是一起鎮壓國民黨的二次革命的。如果他的運氣稍微好一點，他會跟白堅武一直玩下去，最後投靠日本人，變成漢奸。

但是發生了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意義上的人生命運的三條分岔，他變成了共産黨的帶路黨，而沒有變成日本人的帶路黨。

其實他的德性跟白堅武是一樣的，只是在人生路上像你認識張小姐還是認識李小姐那種非常偶然的一點改變把他推到了蘇聯那邊。其實，李大釗和白堅武從博爾赫斯那種文學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個人。

像我的這位祖先，跟任偉章、徐向前和賀龍其實也是一個人。他可以變成軍閥，也可以變成共産黨的帶路黨。

比如說，他同樣生得晚一點，然後大清朝已經分崩離析，這時候他的官做不下去，而共産黨還沒有來的時候，他很容易自己封自己當司令什麽的割據一方，然後他就變成一個軍閥了。

假如劉湘或者其他什麽人要招安他（這是當時經常會發生的事情），然後他就會變成割據某縣的民團團總或者某某小軍閥。

而這時他的另一個分身可能被共産黨招募了，然後他們就要在戰場上相見了，但其實他們是一個人，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

所以，同樣的德性在不同的生態環境中，一旦跳躍以後，會發生意想不到的結果。皮相的研究者會認爲你們是敵對勢力，肯定是恰好相反的。其實完全不是這麽回事。

同樣，根據這個道理，比如說孔子最崇拜的周公時代的古人，他所謂的仁政有一個基本標準就是，不拆散小共同體。

你殺了他們的國王或者國君以後，底下那些各小族的內部結構不改變，要保證他們的生活像原先一樣進行，擾動只能接觸社會上層，這樣人民才能安居樂業。

這一點是等級意義上的，表面上是對下層階級的限制，但是實際上是對下層階級的保護。

就是說，封建制度像一個培養基一樣，能使你一點一點長大，就是因爲你的基礎單位內部是受到保護的，沒有受到上層的風吹雨打。

如果社會高度平等化，上層和下層完全打通了，政治上的風吹雨打會直接撼動社會基層，撼動匹夫匹婦的家庭或者生育，那麽這個社會恐怕就要迅速滅亡，因爲它連最基本的人口再生産都做不到。

所有的匹夫匹婦的小民和無産階級都會用他根本不靈通的消息，爲了鶏毛蒜皮的一點衝突，就想要利用政治上的風暴來打倒你。

然而，由于他們是無産階級的緣故，他們瞭解到的頂多是外圍宣傳上的東西，他們從來不瞭解真實的政治內幕。

而且即使是在同樣的地位上講，他們對政治變化的判斷力可能還不如以前（這個我說的是具體的真實的事情）前朝被打倒的前統治階級。

這些前統治階級現在雖然失去了權力，但是他們有那種看一眼真理報就能够猜出背後政治內幕的能力。而你這個在前朝也是無産階級的人，你以爲共産黨是讓你翻身的，但是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看到劉少奇在喊毛主席萬歲，你以爲劉少奇和毛主席真是好哥們，然後你按照這種理解去組織你的紅衛兵，你的紅衛兵最後被那些由以前的黑五類和前統治階級組成的紅衛兵打得一塌糊塗。

然後來了一個不曉事的美國歷史學家，他來研究一下，以爲這是兩撥毛澤東主義者之間的鬥爭。

其實其中有一撥毛澤東主義者是由過去的前統治階級和黑五類組成的，他們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把那些真正無産階級出身的紅衛兵給整得七葷八素。

這樣的事情實在是很多的。這種事情如果不從內部看的話，外人不瞭解小共同體的內部生態，是根本搞不清楚的。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普普通通的無産階級，夫妻吵個架，鄰居吵個架，他們都會想到像蘇聯鄰居那樣給克格勃寫信。

你還以爲他是你最親信的鄰居、最好的朋友，其實就是他給克格勃寫信把你送進監獄的。

在中國由于毛不能控制安全系統，結果就連克格勃那種專業性的管理和鎮壓都不存在，大家人自爲戰。同一個單位裏面，你搞不清楚是哪一派戰勝的。

大家都說他是毛澤東思想的戰鬥隊員，但是有些地方根本實際上就是比蔣介石還要反動的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在那裏整無産階級，

有些地方是真正的無産階級在暴動，有些地方是長征老幹部、工農幹部這些人在整其他什麽人，場面是一團混亂。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在整每個人，鄰居、夫妻和父子之間都在相互整，然後家庭結構完全解體，基本上這個社會連生育能力都不再具備了。

打通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界限，把高級政治一直引入最低層，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很容易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保持小共同體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你和你的父輩祖輩都沒有參加高級政治的經驗、都是屬�被人保護的那種無産階級的話，那麽對你來說最好的策略就是，保全你自己所在的小共同體。

需要大的决策，你自己的地方派系，如果是在日治時期，那顯然就是霧峰林家那種大地主，它是站在哪一派的，讓它去處理就行了，它失敗了也不會波及到你。

你先韜光養晦，顧你自己的家庭和鄰里，保持這個小環境的和諧，對你來說利益要大得多。

然後在你的兒女當中，如果有天賦比較合適或者條件比較合適的人，他從小開始習慣，不像你是從中年以後才開始習慣的，所以你沒有那樣的身體感覺，而他有那樣的感覺，讓他慢慢去學這方面的事情。

你要記住，他要處理的時候，那就像是你把一個子弟送給瑪麗女王去當她的侍從或者說是送給愛德華騎士去當他的侍從一樣，

以後他的事情就是他跟瑪麗女王和愛德華騎士的事情，你這個留在老家的老農民就不要去胡亂指揮他了。

他混得好的話，可能哪一次爲愛德華爵士打了軍旗，以後他就變成一個小騎士了；如果混得不好的話，他就可能死掉了。

這種事情是有風險的，凡是階級性的躍遷都是有風險的，就是說你不能“既要…又要…”。凡是不肯付代價的人，一定是什麽都得不到的；能够辦成事情的人，事先都是要準備好付某一種代價的。

在這方面，民小是極其糟糕的。可以說，別的事情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如果有些人是按照民小雜文家的方式來安排生活的話，那他整個就毀了。

也就是說，他等于打算一切責任都歸于領導或者社會，領導或者社會一定要保證你怎麽怎麽樣，

那你基本上是會培養出一種毫無抵抗能力、而且基本上在任何團體裏面都混不下去的人，他在江湖上基本上沒有什麽生存能力。

下層階級要上升，無論理論上是不是民主的，只要你的方向是向上走的話，你都要付出比原先就在那個階級或者原先就在那個地位的更大的風險才行。

這個事情你要願賭服輸，願賭服輸的人有較好的信用，在關鍵時刻能够周轉得比較靈。

你越是把責任推到所有人身上，越是論證自己永遠正確，其他人有責任替你把一切都搞好，那麽你越是在可能爲你提供幫助的人的眼裏面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

甚至可能是倒打一耙、恩將仇報的人，因爲你執行了那種倫理以後很可能會覺得別人給的東西不像你想像得那麽多或者諸如此類，然後就反過來會抱怨或者攻擊那些其實是在幫助你的人。

而與此同時，對于那些打擊你或者完全不理你的人，你根本沒有任何防備能力。

這是一個簡單的博弈原理，就是說，你一定要確保你給那些幫助你的人的待遇要比那些不理你的人的待遇要好，同時要保證你對那些不理你的人的待遇要比那些打擊你反對你的人的待遇要好。

如果你把這個順序弄顛倒了，那就變成永遠是對你最好的人什麽都錯、那些做你敵人的人好像是什麽都對一樣。只要你走上這條道路的話，那你肯定是幹什麽都要完蛋的。

現在的民主理論很容易鼓勵出這樣一種人，對于朋友和保護人是無比苛求，對于敵人好像是他應該就是那樣的。

比如說，政協會議時期的民主黨派就是這樣的人，最後他們的下場就是都落到毛澤東手裏面。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現實報應一樣的德匹下了。

他們得到報應比較快，是因爲他們的資源不太多。如果資源多的話，你可以把祖輩的資源都揮霍光了以後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但是整個方向也都是這個樣子的。

主持人：您剛才說到，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面，即使是夫妻也會互相整來整去的。

但是就我們所知，不管是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還是由基督教所産生的所謂的現代理性的這些國家和民族國家的群體，都把婚姻當作一種幾乎可以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石。

如果一個民族國家的國民跟另外一個人結婚了，基本上目前我是沒有看過哪一個國家是說不允許另外一個人移入本國來居住。

如果中國人把夫妻當作連商業的合作夥伴都不如的概念帶進了西方、東南亞或者印度的社會，是不是很容易造成當地政治或者經濟的不穩定？

就像臺灣，現在有很多從中國來的配偶，他們來了不久之後就離婚了，然後再結婚，結婚的又是中國人。

或者像香港這樣洗人口，每天150個單程證，不斷地把中國人口洗進來，去改變當地社會的結構。我相信澳洲和美國也有這樣的狀况。到最後，這會形成什麽樣的一個社會局勢？

劉仲敬：正常情况下，他們會很快地跟其他人分開。當然他們也會吸走一部分人，因爲人性本來都是有這方面的傾向的。

無産階級跟上層階級有一點點不同（這也跟民主理論所說的相反），他們與其說是受社會的壓迫，不如說是，他們因爲不必承擔更高階級所需要承擔的很多義務，所以生活更自由一些，

可以更傾向于即時的滿足，而不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因此他們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其實比上中層階級的人要更差一些。

在階級躍遷的時候很容易因爲這一點誤事，因爲你不能像過去那樣，所謂的“叫花子當三年，給個皇帝都不換”，叫花子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皇帝不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如果你還像原來那樣想幹什麽就幹什麽，你很快就會混不下去，經常會因爲這方面的原因而誤事。

同樣，這樣的解放力量或者解構力量滲入，它是能够帶走一批人的。會有一批人覺得，這樣的生活符合我的願望，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現在先爽一把再說。

然後它會帶走一批人，你會說這是對社會本身的破壞，但是實際上這可能是一種有益的甄別。

這種傾向人人都有，只是有些人强有些人弱。天生自製能力比較弱的人如果被帶走了以後，其實對你來說是减輕了負擔。

然後社會自然而然會分層，就是說自發秩序一定會産生階級。同一批起點相同的人，因爲他們的延遲反應能力不一樣，自然而然會形成不同的階級團體。

什麽都不能忍受、像小孩子一樣什麽都馬上就要的人，他的階級地位會迅速下滑。不講信用、占眼前便宜的人，他的階級地位也會迅速下滑。

忍著痛、像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說中的日本人那樣吃虧也要顧面子守學紀的那種人，他在具體的事情上吃虧，但是階級地位總是不斷上升。過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漸漸就會變成不同的階級。

然後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做人的方式會傳給自己的繼承人，甚至在極端的情况下可能會把自己的親生兒女踢出去，而選擇符合階級習慣的養子來繼承家業。在日本或者古羅馬，這種情况都是很正常的。

這個就是不同的階級德性和不同的階級傳統漸漸傳開的過程。然後自然而然的，他們之間會分隔開來。

然後，形成共同體能力最差的階級，無論社會制度是怎麽樣的，都會像愛倫·坡的那部小說寫的一樣：

在大漩渦裏面，漁民看到各種東西都在打著圈往下沉，但是球體沉得最快，圓柱體基本上就在同樣的圈子上面。

開始的時候，球體和圓柱體都從船上扔出去，是平行的；然後漸漸的，轉了幾圈以後，球體越來越低，圓柱體仍然高高在上；最後，球體已經沉下去，而圓柱體還在上面。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的。

連最小的共同體都不能做成的——就是說一點責任感和犧牲精神都沒有的那種人就是這樣的，沿著他的環路不斷下沉，直到在社會的最底層消失。

消失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爲他們完全沒有辦法搞成婚姻，直截了當地就斷子絕孫了，

或者在社會上和江湖上，在正常社會混不下去，就漸漸沉入黑社會那個層次裏面，然後在黑社會那個層次裏面被江湖暴力消滅，以這種方式沉入了社會的低層。正常的發展總是這個樣子的。

有這樣的集團滲入，其實它是起一個垃圾箱作用，就是把社會當中需要淘汰的人以這種方式漸漸淘汰下去。歷史上不同階級的形成，同一個群體分化成爲不同的政權和國家，一般來說都是這個樣子。

不同階級的形成和逼格不同的國家的形成，其實經常也是體現了不同的階級地位的。然後節制能力比較强或者宗教信仰比較虔誠的，像日內瓦那樣的團體，他們自然而然會長大。

長大的原因恰好就是因爲，他們內部的自我約束是極其嚴厲的。能够長大、變强或者上升的體系全都是這個樣子的，它們內部的自我約束、對自身的要求是殘酷而苛刻的。

凡是對自身非常散漫、非常自由主義的，就會從中間不斷地散落出這種下行綫。在民主小清新的話語體系當中，這些散落出來的游士之類的往往會被描述成爲好人。

但是你只要查看他們的家族和他們原有的社會階級背景，其實他們就是這樣散落出來、在走向滅亡的中途當中發出的一點光華，然後接下來就是進一步的滅亡了。

連游士的背景都沒有、純粹的無産階級，利用婚姻作爲自己的跳板、最後連婚姻都不能保持的這些人，他們必然要走上自我滅亡的道路。

無論在什麽社會裏面，直截了當地說，都是有規矩、能够自製的人上升，沒規矩、不能自製的人下降。

信用好、能够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人上升，不斷耍賴皮爲自己占小便宜的人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你就肉體消滅了。

但是在這個中間階段，你可能會發揮匪諜作用。你快要混不下去但是自己還有一定的活動能力，

像混到李大釗的那個階段的時候，你就可以通過引狼入室來打擊你覺得是排斥你的社會，然後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了。

但是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哪些地方能被他打下去、哪些地方打不下去，幷不是取决于他這種人的，而是取决于他背後的那些力量，比如說你有沒有關東軍的武力或者蘇聯紅軍的武力。

具體地說就是，如果納粹掌權的地方不是德國而是匈牙利的話，那麽大多數人可能不會知道納粹是怎麽回事。

共産黨掌權的地方如果不是俄羅斯帝國而是埃塞俄比亞的話，大家也根本不會把共産主義當回事。

共産國際的力量在于蘇聯軍隊，蘇聯軍隊的力量在于，它是俄羅斯軍隊被解構以前的殘餘力量的發揮，這個殘餘力量仍然能使大清帝國的繼承人感到恐懼。

那麽他們發揮的匪諜作用就要看他們背後的人民解放軍的殘餘力量是多少了，這個才是關鍵問題所在，他們也就是單純的匪諜而已。

主持人：法輪功實實在在受到了非人道的迫害。他們在臺灣、美國或其他有華僑的社區其實也有相當的組織度，而且從發展的時間來說已經快到三十年，甚至快要達到所謂的跨代的時間點了。

但是我們看他們的新唐人電視臺和大紀元時報，基本上他們還是說中華民族這一套。他們付出了殉道者的血，但是民族發明的路徑讓他們暴露在排華的風險當中。請問您對法輪功的信徒有沒有什麽建議？

劉仲敬：法輪功其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大黨，它比民運或者知識分子是要强太多了。而且從組織度的角度來講，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土基督教會是平起平坐的。

按平均來算的話，法輪功産生的時間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這是個基本適中值。

我說的本土基督教會指的不是在1949年以前比如說華西協和大學的畢啓校長(Joseph Beech)那些英美傳教士，他們這些老教會不算。

不是這些老教會的嫡系、而是後來自發發展起來的、純粹淪陷區居民自己摸索出來的基督教會，最早是七十年代文革後期社會紊亂的時候開始發展起來的，然後九十年代以後長大。

而法輪功處在它們的中間，就是說在它們的時間綫的平均值上。他們剛好達到跨代的水平，他們已經在加拿大和其他地方培養出了自己的第二代，

而且他們的宗教領袖已經退隱，可以想像管事的人應該不是他們，他們已經越過了跨代的指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較新的基督教會還沒有達到跨代的水平，第一代的教會領袖現在都還在位。

能够通過跨代的人就比通不過跨代的人要强。所以，他們比七十年代的本土基督教會要稍微差一點，比九十年代的本土基督教會要稍微强一點，大致上處于二者的平均水準上面。

他們的組織度也是基本相似的，他們能够維持自己的宗教傳統，保護能力已經比一般順民要强得多。這是他們被迫害的原因，但是這個被迫害是會被人錯誤解釋的。

你以爲他們是因爲信了法輪功才被迫害的，其實是因爲他們信了法輪功，他們受到的迫害才會有人知道。

如果說是楊改蘭那種純粹孤苦無告的貧下中農，本來是很窮的、應該吃救濟的人，但是如我們所知，村幹部把他的三親六戚說成是貧困戶，把他的名額占了以後，也沒有任何人願意理他。

如果領導需要他的器官的時候，還不是照樣用？而誰也不會知道發生了這件事情。如果有人知道，那就是說其實你是有點身份地位的、有點組織度的人，否則誰會理你？

他們能搞到這一步，就是說組織水平已經達到了淪陷區的最高水平。

但是他們是從一個無産化的社會産生的。七十到九十年代列寧主義的鎮壓機器已經有點生銹了，但是原有的社會組織已經被粉碎了。

舊的精英階級和他們組織的社會，舊的地主、資本家、軍閥、買辦這些勢力，頂多是劫後餘生，已經沒有辦法把他們原有的宗族或者其他什麽勢力重新搞起來。

以後搞起來的新的企業家或者其他什麽人，全都是從無産階級的基礎上重新起來的。

李洪志這個人跟賣紅茶菌的那些八十年代的企業家是同一個性格的人。他沒有參加政治的野心，只是因爲他的事業做大了以後變成了共産黨的打擊對象，然後他被迫地、從演化意義上開始介入政治。

他本來是只想賺錢的。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氣功熱當中，他跟其他的人一樣也賺了很多錢，因此被人嫉妒被人打擊。

然後他做了一個別人沒有做的事情：他去請願。然後被江澤民發現，你連這個事情都能做得到，那麽是不是會變成我們的隱憂，必須狠狠地打。

因爲受到迫害而且你能够把受到迫害的證據拿到西方去，就變成一個被迫害的政黨了。

法輪功的問題，我記得秋雨教會的王怡曾經評論過。那時候他可能還沒有辦教會，那是九十年代初葉，他還是自由主義公共知識分子的那個時候。

他說，李洪志的理論雖然很low，從正統的佛教理論看來好像屁也不是，至少跟達賴喇嘛他們是沒法比的，但是一個組織只要形成了傳統，過上幾代以後，你很難說它的組織裏面不會出現真正的高僧。

只要它有了這樣的培養基，將來出了真正的高僧以後，再隔幾代以後，它就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像樣的宗教團體。

實際情况差不多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你的出身和你的始祖都不是很重要的，甚至後來的人可以把始祖全部抹煞，重新編一套。

別的不說，禪宗不就是這樣嗎？禪宗那些據說是不識字的始祖，從歷史上透露的信息，他們的創始人大概不是很體面，甚至不是很有學問，甚至是不是佛教徒都很成問題。

說不定是什麽民間雜牌宗教後來做大了以後才變成佛教，然後又重新把自己的早期歷史寫了一遍。他們最早的六代宗師的歷史都是神話性質的，完全靠不住。

很難說不會發生這樣的情况。所以知識分子反對他們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們已經有了培養下一代的學校和機制。這一點上，它已經比很多瞧不起法輪功的本土基督教會要强了。

1949年以前——準確地說應該是1928年以前，因爲迫害教會是1928年的國民政府開始的，只是它沒有做絕。

像二十世紀的所有歷史一樣，國民政府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過渡性的，向共産主義過渡的一個中間階段。對教會這件事情也是這樣的。

舊的那些英美傳教士或者天主教傳教士，他們的組織是逼格很高的，逼格遠遠在東亞社會的平均水平之上。你要找逼格跟它相似的東西，那你就得到印度果阿那些地方去尋找了。

但他們的人數是不多的。他們像日本的基督教會一樣，招人也不濫。因爲招人不濫，所以它的人數是擴張不起來的，不會擴張得速度太快。

九十年代以後像野草一樣擴張的中國本土基督教會，野教會很多，逼格不高，無産階級色彩極其濃厚。無産階級色彩極其濃厚有一個標志性的動作：他們在政治理論上實際上是中學教科書的水平。

你想，李洪志搞出來的那些神韵藝術團或者說是他們的中華民族理論，其實他們跟習近平是同一個水平的人，他們跟習近平那些紅衛兵一樣，都是中學教科書教出來的。

這一方面，他們還遠不如像我這樣的舊統治階級的後代，因爲我們是負責編教科書的人，所以我們對這些東西是一點都不認真的。我知道我可以編成這樣，但是我也可以給你編成另外一個樣。

而人之常情總是，他對于自己中小學的時候接觸的東西就以爲是天經地義，如果受到攻擊的話就覺得天就要塌下來了。

他不知道這些東西在編教科書的人看來只不過是我建構可以采取的許多方式和許多技術當中的一種。

他把這些東西非常認真地對待，結果會産生很滑稽的結果。當然這種現象就是他自己的階級出身太低造成的副作用。

當然在這方面，中國本土的基督教會跟他們是一模一樣的。你會看到，他們在這方面連自由派知識分子都還不如。他們會以爲李大釗和劉胡蘭、卓婭和舒拉的那些兒童故事是真的。

這件事情本身在正常情况下是關係不大的，這說明你自身出身無産階級、而你自己的組織無産化特色很濃。但是組織本身就有積累資源的能力，你可以一代一代搞下去。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創始人是什麽？是那種相信看病不用吃藥、只需要念經的人。所謂基督教科學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不要去看醫生了，只要憑信仰治病。

這件事情你如果要讓羅馬教廷或者英國國教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去說的話，他就覺得他不能這樣對自己的教民不負責任。

但是你在美國發展幾代，等到有了錢有了勢、辦出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以後，你完全可以産生出跟過去聖公會、長老會、羅馬天主教會一樣逼格很高的精英。

而且我相信，那些逼格很高的精英生了病以後大概不會真的不去醫院的。雖然他們是創始人，但是真的就是這樣的。

宗教團體的發展就是這樣的。所以，如果你有足够充分的演化時間的話，早晚有一天你也會産生出所謂的工人貴族。

工人原先是無産階級，但是後來等到勢力大了以後也有自己的工人貴族階級，像麥克唐納那種可以封爵的人。

但是前提條件是，你能够演化到這個階段。演化這件事情給人留下的一個初始印象可能是萊爾(Charles Lyell)那種印象。極端的演化論者是否認大滅絕的，這一點當然不正確。

廣義的演化論者，包括達爾文在內，認爲滅絕是演化必不可少、甚至有的時候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極端派演化論者是漸變論者，他們是維多利亞式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討厭革命，他們認爲一切都是保守演化造成的。其實，真正的歷史和真正的自然界，保守演化和大滅絕是相輔相成的。

保守演變基本上都是像十九世紀英國議會一樣，也就是現代自由主義者最喜歡的那樣，東修一下西補一下，不搞大的創傷性的東西。所謂的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也是這樣搞起來的。

但是這一點顯然一點也不符合歷史真實。英國模式爲什麽是這樣？因爲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英國已經流過血了。

英國人在克倫威爾流血的那個時代，全國人口損失百分之十，這個比法國大革命死得更多而不是死得更少。

你抹掉了英國歷史的這一截，然後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沒有流血，但是投石黨時期的英國可比法國流血流得太多了，英國也是有它自己的大滅絕的。

大滅絕的做法是什麽呢？你廢掉一個品牌重新生産，比起修改那個品牌更便宜。如果我的洗衣機壞了的話，我買一個新的洗衣機很便宜，找一個修理工來修理舊的洗衣機反而很貴。

在美國經常是這樣的，你直接扔到垃圾堆裏面去，買一個新的，一百塊錢；請一個修理工，美國的人工很貴，二百五十塊錢。修好了還沒有新的好用，你爲什麽不把它扔掉呢？這就是大滅絕。

大滅絕就是，與其修補，不如重造新物種。保守演化是指，原有的物種即使原來的設計不合理，我們多修修多補補。

像人類的眼睛就是這個樣子的，人類之所以會視網膜脫落，就是因爲他的眼睛結構不合理。

如果是來一個工程師重新設計一下，讓視神經從後面進去，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它的視神經就是從前面進去的，所以視網膜就是會脫落。

工程師對人體結構不會很滿意，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修整，但是這種修整只有在人類滅亡、另外搞出一個新物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所以，你如果自己是這個物種的話，你要老實承認一個不愉快的現實：保守演化不是萬能的，你總有一天會到達某一個節點，大自然認爲把你整個滅了、搞一個新物種比起在你身上修修補補要經濟得多。

在這個時間，你大概是要滅亡的，你的保守演化的智慧在這個情况下就一點用處都沒有了。

大滅絕跟保守演化是同時存在、此消而彼長的。比如說，在長達幾百萬年的相對穩定期，就是間歇平衡期，大滅絕幾乎看不到，現有的物種全都存在，但是都不斷地在小修小補；

在極短的、像恐龍滅絕的那個時期，很短很短、不如原來的穩定期百分之一的那個時期，突然四分之三以上的物種片甲不留地消失了，冒出一大堆新物種來。這就是自然界演化的方式。

歷史作爲演化系統和市場經濟作爲演化系統，經常也是這樣的。

往往是在一個經濟穩定期，各大公司都在根據消費者的需要和經濟形勢不斷地修改，不斷地改革。你不要以爲它們是像官僚機構一樣吃閑飯，它們不斷地改革，不斷地改進。

然後突然一次經濟危機，儘管它們不斷地改革，它們還是被徹底掃淨了。原有的品牌和公司不存在了，一些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嗖嗖嗖冒出來。

國家和政權在歷史當中跟這些公司也是一樣的，經常是不斷地小修小補，然後突然發生大滅絕。

大滅絕的時候，那就不是宋國戰勝了遼國、雅典戰勝了斯巴達，而是宋國、遼國和金國在蒙古人的旋風當中同時滅絕了，雅典、斯巴達和羅馬在蠻族的旋風當中同時滅絕了。

原先的對手不是誰贏了誰，而是他們都依托于同一個生態系統，而隨著這個生態系統的消失而全體完蛋。

所以，你必須把大滅絕因素考慮進去。像王怡剛才的那種推論，就是在沒有考慮大滅絕的情况下得出的。其實他自己的教會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大滅絕是怎樣展開的呢？如果大滅絕是沿著中國主義的邊界展開的話， 那麽所有堅持自己是中國人的人都在這場大滅絕的旋風當中消失了，你不再有小修小補或者在演化當中積累資源、改善自己low逼的機會。

滅絕邊界這個事情其實像抗體一樣，它根據的是極少的信息。

比如說，一個細胞上面有一個抗原，它可能被自身的T細胞或者敵人攻擊，也可能這個抗原既是鏈球菌的抗原又是腎細胞的抗原，于是就引起了腎小球腎炎。

腎小球腎炎的實質就是，免疫細胞白血球之類的覺得，腎臟的細胞是鏈球菌，我必須把它殺掉。這種事情其實就是希特勒殺猶太人、毛澤東殺黑五類幹部那些人。

猶太人說我是德國人呀，法國猶太人是信猶太教的法國人，德國猶太人是信猶太教的德國人，以前歷代都沒有想過殺我，我一點準備都沒有，所以你就把我殺了。

黑五類幹部自己心裏面以爲他是共産主義者，只是出身黑五類而已，但是毛澤東覺得你是敵人，他就殺了你。這就是腎小球腎炎。

反過來，真正的細菌可以通過免疫耐受，比如說通過子宮接觸或者其他什麽原因，讓你的免疫細胞習慣它。

免疫細胞覺得，這個細胞不是細菌，不是病毒，而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于是它就可以在血液裏面自由通行，不會遭到攻擊。

匪諜就是屬�這種類型的。匪諜可以比如說拿上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之類的，然後你就把他識別爲美國人自己人，你就不能殺他了。

同樣的人，如果沒有美國公民身份的話，你就必須把他驅逐出境或者逮捕他諸如此類的。這樣的生態性的策略在政治社會中間是非常常見的。

而大滅絕的時候經常是根據非常簡單的標準，極其簡單粗暴，像是滿洲人的辮子，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

我要鑒定一下你到底是真心忠于滿洲人、身在曹營心在漢還是其他什麽敵人，太複雜了，我漢字都不認識幾個。

你們那些吳越士大夫，什麽閹黨、東林黨，花花心思搞了幾十年，大明皇帝被你們整得七葷八素，我哪知道你們誰是在騙我呀。

我只有通過簡單粗暴的方式：TMD，給我留起辮子來，不留辮子的統統是反賊，留辮子的統統是自己人。這樣做，我普通的、大字不識幾個的滿洲兵執行任務很簡單。

真正能够行得通的做法不是什麽公正的做法。像知識分子設計的那種公正，只有他自己才能執行得了。要全世界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那你還不如去死。

普通法要求的那種對自己人的公正，是只適用于自己人的。就是說，我們都是鄰居，十二個陪審員，是由我的鄰居來審判我，他們審判我就像審判他們自己一樣。

如果有疑問的話，他們寧可放過，因爲殺了我就是殺了他們自己。如果我可以殺的話，他們自己也可以殺。所以，有疑問一定要放過，罪證如果不是十二分充足的話就當是沒有一樣。爲什麽？因爲我們是自己人。

但是如果你不是自己人，你不要以爲同一撥英國人會用這一套來對待你，他們直截了當就用密謀法了。

密謀法是用來對付誰的？對付法國和愛爾蘭天主教徒的。你不是自己人，我管你是真的反賊還是假的反賊？你只要去過天主教教堂以後，我們統統當你是陰謀家了。

然後民主小清新會說，“不可能，英國是民主的典範，英國人不可能這麽做”，但他們就是這麽做的。民主是對付自己人的，你又不是自己人，這幹你屁事？

但是誰是自己人誰不是自己人呢？都是通過滿洲人的辮子這樣非常簡單的標準來判斷的。

或者僅次于這一點的就是，通過麥卡錫參議員說的那樣，我不知道我爲什麽認爲你是非美活動，但是我覺得你就是，你看上去就不像美國人。

而且他這個直覺完全正確，正確到好像一個女人說“我覺得你就是不愛我”，這個說法的準確性是極高極高的，比絕大多數法官的判斷都要高。

或者像一個美國保守派法官一樣，他要判斷什麽書是淫穢的什麽書是不淫穢的，然後別人說你的標準是什麽？

他說，其實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了一遍以後我就知道它是不是淫穢的。他的話也是很可靠的，就憑這樣。辦法其實是只有這樣。

無論法輪功還是中國基督教會，至少據我所知，中國基督教會是很瞧不起法輪功，因爲他們也視基督教爲名門正派，你丫算佛教的野教會什麽的，但是實際上他們分享了共同的命運。

中國主義的基督教會和中國主義的法輪功，他們都有易受統戰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中國主義。中國主義就相當于我剛才描繪的腎小球細胞上的一個抗原，它是匪諜可以進入的抗原。

你知道，艾滋病毒或者其他任何病毒要進入細胞，它們都需要經過一個受體，細胞膜上的一個蛋白質，沒有這個蛋白質還進不去。

比如說，有些北歐人經歷過黑死病，他們的細胞膜上少一個蛋白質塊，因此他們不容易感染艾滋病；有這個蛋白質塊，就容易進去。

中國主義就是匪諜的這個專用受體，有了這個受體就能够進得去。當然，免疫細胞和細菌之間的博弈也是演化性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隨著細菌不斷地變化，針對原來的細菌，比如說原來的寄生蟲病現在少了，産生了很多過敏性的疾病，很可能就是原來對付寄生蟲的那些免疫細胞現在沒有用處了，到處暴走。

然後新的疾病出現了，按照紅皇后軍備競賽的原理，你總是晚一步，警察總比犯人要晚一步，

新的病産生了，過上幾代人，新的抗體才産生，但是它總會不斷地産生。産生出來以後，針對中國主義的抗體必然會産生。

那時候它的攻擊對象就是像滿洲人的辮子一樣簡單：誰是中國人誰就是匪諜。就算你現在還不是匪諜，你有這個受體，你被感染只是時間問題。這樣執行成本最低，一個一個甄別是太費事了。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受體的話，你將來在這場大滅絕的風暴之中能不能撑得過去是很成問題的。首先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你是中國人，中國人是東亞窪地的産物。

如果我們把世界歷史看成像夏威夷的熱帶叢林那樣一個生態場的話，那麽東亞就是它的垃圾站，它是一個定期銷毀的地方。如果你已經出生在東亞，那就不妙了。

你六百年前的祖先可能是蒙古人帶來的高加索人或伊朗人，也可能是下山的百越或者東南亞蠻族，但是反正你不是孔子時代的那些人，那些人早在永嘉之亂的時候就已經死完了。

然後你被士大夫洗了腦，說你是儒家的後代，然後又被近代的中國主義者洗了腦，說你是中國人。

發展到這一步，就等于是說，你已經從客廳裏面進了垃圾箱，被垃圾車托運到垃圾場，已經扔進垃圾場裏面了。

你需要奇迹一樣的、極爲堅定的毅力和極爲高超的判斷力，我用最不禮貌的話說吧，才能像垃圾場裏面的一條蛆一樣及時在下一次銷毀之前變成一隻蝴蝶，從垃圾場裏面飛出來。

大多數人是注定要被銷毀的，比如說你的祖父輩已經出生在東亞而且自認爲是中國人的時候，你已經是進了垃圾場了，下一步要銷毀的就是你了。

你不能像是客廳裏面的那些家具，你說我原來是一張床，現在我雖然在垃圾場裏面，但是我跟臥室裏面的床還是兄弟。

中國基督教會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的，我雖然在中國，但是我跟美國基督教會是兄弟。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發生效果的。

總有一批被扔到垃圾箱的床會被銷毀掉。歷史上的基督教會被銷毀掉的多得是，你根本不算是第一個，而且遠遠不是逼格最高的。

跟中東伊斯蘭教統治下的那些老教會相比起來，你算不算是基督教會都很成問題。將來你被銷毀掉是極大概率現象。

但是要給他們提建議，我覺得提建議的結果多半是使他們惱羞成怒。對于人過中年，同時也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而且徒子徒孫都長大了，這種人就叫做教拳容易改拳難。

他廢弃原有的體系，成本是極高的；他去死，讓別人替代他，成本反而更低。這就是剛才說的那個大滅絕的基本邏輯，就是重造一個新的團體比起改造原有的團體更容易。

我覺得七成以上的可能性是這個樣子的。你要費事去改造他的話，他會認爲你對他懷有極大的敵意，而且這樣的改造會危及他自身的團體和他已經形成的傳統，所以他會硬撑著不動，然後就被淘汰掉了。

在時間資源極其緊缺的情况之下，比如說我要去改造王怡或者其他什麽人的教會，或者是改造民主小清新的教會，我還不如自己組織一個諸夏教會。

哪怕這個教會小猫兩三隻，戰兵不滿百，但是它完全在我的判斷力的籠罩之下，在關鍵時刻它能够采取果决的行動，像是一條蛆迅速地變成蝴蝶、從垃圾場飛出來那樣。

比起指揮一個人數多達數萬、錢又多勢力又大、但是指揮不靈、每一個人都需要思想改造的團體來說，那是要好得多的。所以實際上我現在就是采取的這個戰略。

你看，我的牌只有兩種。一種是那種慢慢通過幾代人來搞，那是沒有考慮到近期的大滅絕。近期的大滅絕可以使你完全出場，長遠的打算根本沒有用處。

這種事情在中國發生得特別多。以前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現在我知道了，就是我剛才講的那種原因。

而大多數自由派學者或者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都沒有搞清楚，中國作爲世界垃圾銷毀場，在人類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所以他們就搞不清楚，爲什麽在歐洲和日本行之有效的長遠策略在中國反而特別差，爲什麽中國這麽浮躁。

浮躁是因爲你是難民。難民是什麽？抓到東西你趕緊吃。不吃，你存起來，然後第二天又要逃難，你根本吃不到了，還可能被別人搶掉。所以難民的邏輯就是要短期行爲。

短期行爲，你至少短期的利益到了手。長期行爲，爲未來而犧牲現在，你剛剛積蓄下一點錢就被人打土豪分田地了，你白白幹，還不如自己花掉。其他的事情也是這樣，長遠打算反而會被人犧牲。

所以這裏就不是像日本和英國那樣是能够種樹的地方，這裏是必須誰逃得最快誰最有利。

然後，在關鍵時刻的時間節點出來，在大滅絕過後田地一片荒蕪、只有雜草的時候突然跳進來搶占地盤的那種人，能够在短期獲得極大的發展。

根據這種邏輯，你必須首先應付大滅絕，而首先應付大滅絕的不二法門就是要有極小極小的團體。團體越小，操作起來就越容易，反應速度就越快。

重要的是小團體的反應速度極快，能够隨機應變，而不是勢力大。勢力大的團體像蔣介石的國民黨一樣，靶子大，負擔多，各方面的牽慮太多，不容易靈活反應，反而特別容易滅亡。

等到大滅絕時期過去以後，幸存者什麽條件都不需要，僅僅因爲你是幸存者，你都可以繼承巨大的生態位。這是一個基本策略。在短期內，這個基本策略是具有極大的優先級的。

像恐龍一樣笨重、已經是教拳容易改拳難的大團體的話，很可能聽任它滅絕就是最好的。

我完全可以推論出，比如說，國民黨過去是反共的，1978年共産黨還想去統戰民進黨反對國民黨，因爲那時候國民黨的勢力還比民進黨要大，

它想像統戰民盟的那些粉紅色民主黨派、統戰四川軍閥和雲南軍閥來反對蔣介石一樣，用民進黨來打擊蔣經國；但是現在，國民黨變成了共産黨的主要代理人。

而法輪功比起國民黨來說是差得很多的。法輪功一開始就是只反江澤民而不反共産黨的。他們好像不明白，共産黨畏懼一切獨立于它的組織，這不是江澤民個人的問題，換了誰都是這樣。

然後他們拍習近平的馬屁，希望習近平搞倒了江澤民，給他們平反。這個逼格就比國民黨不知道低到哪裏去了，共産黨要統戰他們的話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比如說等江澤民死了以後，這件事情立刻就會水到渠成，法輪功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的所有資源都會像國民黨在臺灣的資源一樣輕而易舉地落入白區黨的手裏面。

而假如白區黨那時候要搞大活動、而活動針對的是美國的話，法輪功全員投匪的可能性是極大的。

順便說一句，北美華人教會——這個華人教會的定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淪陷區七十年代以後本土人主辦的教會，美國和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集體投匪的可能性也是極大的。

只要共産黨在最後窮途末路的關鍵時刻搬出“我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保護者，沒有我就沒有中華民族”這個完全正確、誰也推不翻的結論，用“共産黨倒了以後中國就不存在了”來統戰他們的話，

把他們全部吸進這個滅絕的漩渦裏面去，讓他們跟中國一起毀滅，技術上講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實際上照目前的形勢發展來看，這個至少是有七成可能性的。

相反的可能性，包括我製造出來的諸夏愛國者團體、大蜀民國流亡政府之類的，跟上述這個正在行駛的火車掀起的漩渦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可以合理地推論，除非發生像火星人入侵地球這種級別的大事的話，憑現有的趨勢，就像是炮彈打出去以後，在空氣中，你看到抛物綫的前半段，就知道後半段是什麽樣子的。

火箭飛出地球以後，已經飛到火星了，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它飛到火星以外、飛到天王星和海王星以後的軌迹是什麽樣的。順著現有的軌迹發展，就是這樣的結果。

半個臺灣（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那些臺灣人），絕大部分的美國華人，以及全世界的華人，只要挂了“華人”這個名字，都將隨著中國一起毀滅。

主持人：前幾天中國派了幾架殲-11飛過海峽中綫。我們知道，海峽中綫是一條虛擬性的綫。有些人說是因爲習近平管不住軍方，有些人說是因爲習近平叫軍方這麽做的。

話說回來，這到底有差別嗎？還是說這只是代表他們手上可用的資源和策略的限制越來越多了？

劉仲敬：這實際上是由列寧主義國家的本性决定的。照一般對蘇聯的看法是，蘇聯是什麽呢？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上沃爾特。

我們要注意，沙皇俄國時期，沙皇俄國沒有核武器，軍隊也不如蘇聯强大，但是沙皇俄國的農民和一般人民沒有蘇聯時代的人民窮。他們雖然還是比歐洲人窮，但是差別沒有那麽大。

但是同時，俄羅斯軍隊面對德國軍隊和法國軍隊，就不像是蘇聯軍隊面對德國軍隊和法國軍隊那樣有優勢了。

所以，資源是既定的，就好比說，你有同樣的錢，你可以多花錢來買吃的，也可以多花錢來買衣服，反正一碗水用了這邊就沒有那邊了。

列寧主義的特點是什麽？讓人民餓死，把省下的錢用來發展軍備，就是這麽簡單。所以，蘇聯的軍備比起沙皇强大，但是人民比沙皇更窮。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如果你不把你最强的那一部分用出去的話，你會因爲你最弱的那一部分的失敗使最强的那一部分垮臺。

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蘇聯把最强的那部分用出去了，把德國人給打敗了，雖然是依靠英美的物資支持，與此同時，蘇聯人民正在大批餓死；而德國人雖然打了敗仗，却沒怎麽餓死人。

然而在不打仗或者有武器也用不出去的時候，蘇聯却因爲自己最弱的那一環，和平地倒下了。

倒下以後，本來仍然有相當大力量的蘇聯軍工，三文不值兩文地都給賣掉了，一點沒有發揮作用，所有的犧牲都完全浪費了。這是普京和大俄羅斯主義者最痛心疾首的事情。

你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這樣。人民窮極潦倒，而大量的金錢投入戰備。

這些戰備如果不拿出去用的話，那是不是像蘇聯一樣，你最軟的一環倒掉以後，你最强的一環全都沒有用，全都浪費了。你得拿出來用一下，對不對？

同時，蘇聯還有一點中國沒有的東西。俄羅斯士兵素質雖然不如德國士兵，他們還是有一定的軍事素質的，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有軍事經驗的帝國傳統。

而如果說大清帝國可以跟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相比的話，那就很尷尬了：大俄羅斯戰士和奧斯曼征服者正確的對應物不是中國人，而是滿洲人。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是由滿洲人和蒙古人組成的，它還可以跟俄羅斯和土耳其比一比。但是很不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是由被征服的費拉組成的。

那就好像說是，俄羅斯帝國的軍隊由俄羅斯猶太人組成，奧斯曼帝國的軍隊由叙利亞基督教徒和希臘基督教徒組成。這樣的軍隊，你怎麽指望它能有戰鬥力？它沒有軍事傳統，而且是極端怕死的。

那麽你需要怎樣做才能使這樣的軍隊有戰鬥力呢？你必須强迫它，給它以强制性的軍事訓練。在專業技術要求很高的海空方面就是這樣的。

正常的中國水兵是一撥旱鴨子，他是上船都會暈船的。空軍大部分是由老軍醫、政工幹部、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和地勤服務人員組成的，真正的飛行員是極少的。

而且，比如說在中國空軍和中國軍隊，這裏面就會出現一個跟中國警察和中國消防隊員同樣的問題：

我爲什麽要去當飛行員呢？我坐在辦公室裏面不是更好？飛行員摔死了一批又一批，我幹這一行的目的難道不就是爲了活下來領退休金嗎？我摔死了，對我自己有什麽好處？摔死的人總是吃虧的。

你不要看宣傳上說得這麽好。如果你摔死了、你的老婆孩子如果去上訪的話，你自己就變成打黑對象或者維穩對象了。TMD，一點都不划算。

如果你根本不去上前綫、你一直活下來的話，那些摔死的人理論上就要變成你的維穩對象了。這一點是極其赤裸裸的。

你不要以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家在海外吹得多麽厲害，但在它的强力部門內部是誰都不願意上前綫的，誰上前綫誰吃虧。

而且這一點跟我的直覺都非常違背，以至于我是親眼看到過這一套以後才不得不承認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的：在中國軍隊、警察、消防這些部門裏面，你是千萬不能去上前綫的。

上前綫的總是農村出身、家庭背景最卑微、而且對體制內情况最不瞭解的傻大哥，這種人是有去無回，然後他們會被他們坐在機關裏面吃人血饅頭的同事分吃。

這件事情在俄羅斯都不是這樣的。俄羅斯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上前綫犧牲的軍人，他們的老兵協會這些是真的很看顧的，這就說明蘇聯還是繼承了俄羅斯的軍事傳統的。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傳統內部，真正爲國犧牲的那些軍人或者類似的人，他們的下場真的跟《水滸傳》裏面的楊志、呼延慶這些人是一樣的。

掌權的人、發財的人總是那些坐辦公室的文官，真正上前綫犧牲的軍人反而會受到他們的迫害。因此他們覺得，還不如上梁山跟著宋大哥去大塊吃肉大碗喝酒。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人很不幸地沒有繼承滿洲帝國的巴圖魯的傳統，

而是繼承了宋朝和明朝那些只有窮困無依、走投無路、科舉考不上、沒有辦法做士大夫的無産階級才會當兵、當了兵就是活該當犧牲品這種可悲的傳統。

就憑這一點，它也非失敗不可。因此，在空軍內部，幹飛行員這一行是走投無路的人才幹的。你已經是死定了，你跟下煤礦的工人是一樣的。

你看《盲山》、《盲井》那些電影和真實的中國，下煤礦的工人往往有一種臨時妻子。她拿了幾萬塊錢什麽的，給你做一下臨時老婆。等你死了以後，我再去嫁另外一個人。

正式的妻子是娶不到的，沒有人願意嫁給危險的下礦井工人。同樣，在中國軍隊和警察隊伍內部，政工人員要管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要犧牲的前綫軍人或者危險部門工作人員，他們娶媳婦是極其困難的。

你不要看中國軍隊和警察規模這麽大，百分之八、九十是辦公室人員，像我這樣的人，爲了領退休金而坐在這裏面的人。這種人如果面臨上前綫的危險的話，立刻就會逃之夭夭。

真正上前綫的只是不到百分之十的可憐的無産階級，而且他們的同事一般不會嫁給他們。

我是公務員，我要嫁給一個跟我的階級地位相同的人，我沒有打算去當寡婦的。我都已經是公務員了，我可以安安全全地領工資領一輩子，等到退休才有工資，這就是我嫁人的一個資本。

我肯定要嫁一個要麽錢比我掙得多、地位比我高的人，要麽跟我同樣是公務員，我至少要保證他能够活著跟我一起領退休金，而不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就讓我當寡婦的這樣的人。

而且因爲我也是本單位的人，我知道哪些地方最危險，那些人我絕對不會嫁的。

所以，這些危險部門的工作人員和軍人，他們要麽是到死都沒有娶到媳婦，像煤礦工人一樣；要麽是組織要爲他找一個剛進城的農村媳婦或者其他什麽沒有背景的人。

她們不知道機關內部的水深水淺，以爲我嫁了一個公安局的人或者嫁了一個軍隊的人，一輩子有了保障了。農村姑娘特別容易有這種想法。

然後就會出現，真正幹活和打仗的人，他們要麽是娶不上媳婦，要麽是只能娶沒文化、考不上大學、爲了避免打工的辛苦就願意嫁一個軍人或者警察的農村媳婦。

而軍隊或者公安局本身的文職人員當中的女性軍官和女性警官，一定會找一個辦公室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或者領導幹部來嫁，絕對不會去嫁前綫的人，因爲她們自己是內部的人，她們知道哪些地方最危險。

但是第一，體制是無法改變的，習近平也不主張改變體制，第二，習近平要讓你練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所以你必須不斷地有農村的生力人員去當這些不斷在訓練中摔死的送死鬼。同時，最好的訓練就是挑釁。

北洋艦隊搞到最後，所有的軍官都在岸上娶了二奶，然後拿他們的工資搬到岸上去。琅威理在北洋艦隊當顧問的時候，堅持所有的水兵都要像英國海軍一樣住在船上。

因此他受到廣大大清國愛國戰士的一致痛恨，于是他們用陰謀詭計把這個萬惡的英國人給趕走了。等趕走了以後，從丁汝昌和劉銘傳開始，所有人都上岸去了。

等到真正的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北洋艦隊的士兵在海上的時間已經不足三個月了。

怎樣才能克服這種現象呢？就是中國著名電視劇《高山下的花環》所描繪的那種現象：真正要跟越南人打仗的時候，平時在前綫慷慨激昂的軍官立刻紛紛調到北京去了，

只有一點背景都沒有的人才可憐兮兮地被送上前綫去。比如說，現在所謂的鷹派戴旭，就是憑關係走後門，避免去前綫，然後才可以在後方當鷹派的。

避免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你要製造一些挑釁活動，讓你的軍隊不斷在前綫去出動，你不得不去。

蔣介石要搞抗戰，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除了抗戰以外，他沒有辦法把川軍和滇軍調出去。這些老江湖和地頭蛇一天到晚在大後方搞陰謀詭計，隨時都想反對他。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你們調到日本人面前，讓日本人把你們殺光。日本人殺光了你們，你們就沒有辦法在重慶和桂林反對我了。

根據同樣的道理，爲了避免你們在大後方開著軍車搞走私貿易（警察也不敢抓軍車），悶聲發大財，在江澤民時代這是軍隊發財的正常途徑，當然這樣培養出來的軍隊已經毫無戰鬥力了，

怎樣才能改變這些現象呢？讓你們上前綫吧，讓你們到海上跟日本人、臺灣人、菲律賓人什麽的碰一碰瓷。在那樣的地方你搞不成走私活動，不會給我製造麻煩，而且你還可以獲得寶貴的軍事訓練。

照中國軍隊的正常狀態，如果不碰瓷、沒有真正的敵人在的話，所有的軍事訓練都會像是高考的思想政治工作題一樣淪爲形式。

即使剛開始搞運動的時候大家好像搞得很有聲勢，像習近平開始一口氣抓了多少個將軍以後好像他有那麽回事，時間一長，日久頑生。

搞到最後，還不全是背書的功勞？而且背書都背不長，背書背不了兩年，大家都開始打小抄了。

比如說我看到的公安局就是這樣的：應付上級領導檢查的方式就是舉行考試，再也沒有比考試更公平的事情了，考試的題目是偉大的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理論。

提前一個星期，情報科印了一大堆油印材料給每個人發上一份，然後你帶著這些油印材料進考場，照著抄。這就是你應付的方式。

任何共産黨系統內部的各種活動，無論它開始的時候搞得多麽凶，搞到最後都會搞成像我剛才描述的那樣，軍隊不會是例外。

爲了避免這件事情，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你們調出去，調到前綫去，讓你們沒辦法玩花頭，你們必須真的在飛機上練兵，這是唯一的練兵方式。

實在不行，跟美國軍隊花樣練兵的時候，飛機掉下去了，像王海或者其他人那樣，那算一個烈士。只有這種方法才能够練兵。

當然這種方法的結果就是，它必然會很遭人恨，在不用上前綫和需要上前綫的兩部分之間製造極大的分裂。

永遠吃虧的、需要上前綫的那一部分人需要靠孤苦無依的農村貧下中農來補充，而這個貧下中農的人口正在逐漸减少，所以時間窗口是非常狹窄的。

等到人民解放軍沒有足够的農村大頭傻冒來給他們當犧牲品的時候，現有的這個體制就要維持不住，你必須在此之前搞一點什麽。

再往後，那就會出現以下的選擇，我相信這樣的選擇在新疆已經出現，你只有兩項選擇：

要麽你乾脆說，算了，我不打了，我什麽也不做，我就像是大清國的綠營一樣，承認綠營是廢物點心算了，像八旗一樣，我只管怎麽樣節省財力就算了；

另一種選擇就是，TMD，警力下沉！你們都坐在辦公室裏面幹什麽？我也不管你原來的出身是什麽，你是什麽行政人員還是技術人員，統統給我上前綫去。

這種情况，只有在敵人已經打來的情况下才會是這樣。所有的人，無論你是文職還是武職，三十歲還是五十歲，統統給我上前綫去。

但是這樣也不會有什麽戰鬥力。你可以想像，五十歲的老軍醫如果開飛機的話會變成什麽樣子。

解放軍裏面能開飛機的人是很少的。五十歲的老軍醫至少比飛行員的數目要多五倍。無論你怎麽樣算，結果都是一場灾難。

據我所知，我在江澤民時代在新疆當公務員的時候是我剛才描繪的那個樣子，現在是，新疆的全體公務員，甚至全體企事業單位人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到街上去巡街吧。

但是這幷不是說他們對治安起到了任何作用，他們是廢物點心，他們像綠營一樣，即使他們全都站到街上了，他們唯一的用處就是活靶子。

真正能打的既不是他們，也不是毛澤東派來的、現在已經像是歷代的屯邊士兵和明太祖的衛所一樣完全喪失戰鬥力的兵團，

而是從內地十八省，像鄧小平時期打越南的時候那樣，各軍區每個軍區都要派一些部隊過去，攤派，派去的這些新的軍隊。

這些新的軍隊才是真正能够保護那些毫無用處的公務員和兵團的有生力量，真正犧牲的也是他們。

而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爲他們還有一撥剛剛入伍的sb貧下中農可以當前綫人員。

等到這批人死完了以後，等到這批人由于計劃生育的緣故漸漸招不够員額、剩下的全都是老油子以後，這些內地的兵也會像新疆本地的兵團和公安局一樣，大部分都是坐辦公室的老油子。

他們要麽派不出去，派出去以後也是只能挨打。這時候，新疆一定守不住。同樣的道理，這時候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沒有戰鬥力。

這個機會窗口是極其短暫的。要麽你就硬著頭皮像蔣介石那樣，我乾脆發動一場戰爭，我把日本人引來，

日本人不知道你是誰，反正都會打你，你看你有沒有本事不打。你不打，日本人照樣會打死你，我看你還是打比較好。

要麽就像大清國那樣，算了，我認輸算了。這個選擇的時間窗口是極其狹窄的，絕不會超過十年。

照中國的人口結構來說，真正在軍隊、警察、消防和其他會送死的部門送死的這批貧下中農已經所剩無幾了。

正常情况下，五、六年時間，他們就會維持不了，數目就會少到不足以支持一支幾百萬軍隊能够常規作戰的地步。這個關頭才是人民解放軍真正的生死關頭。

我相信，習近平的政策是蔣介石式的政策：我不能這樣，我要把你們拉到前綫去，用敵人的勢力强迫你們練一練兵。

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在關鍵時刻要打一場碰瓷式的戰爭了。有蔣介石策略，就有蔣介石策略的結果，也就是說你會有虹口事件或者八一三事件諸如此類的事件。

也只有這個樣子，才能把暮氣沉沉的人民解放軍真的變成一支雖然不能說是會打仗的部隊，但是至少可以變成一支會送死的部隊。

宋朝和明朝的費拉兵雖然會被滿洲人或者蒙古人吊打，但是他們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因爲它背後有一個多子多福的儒家社會。

你搞這些沒有戰鬥力的士兵，讓他們去伸著脖子讓蒙古人砍，被砍的人頭是能够凑够的。

但是問題在于，現在連被砍的人頭都是凑不够的。等到被砍的人頭都快要凑不够了，你只有硬著頭皮拼一下，讓他們雖然打不贏，但他們還能够去送死。

或者是，接下來等送死的人都凑不够，剩下的這批只能領養老金的人員要靠內亞或者東南亞的移民來補充，而這些移民，你根本駕馭不住。

無論如何你可以看到，人口結構發展到這一步的時候你根本就是死定了。 你想一想，俄羅斯人如果要依靠穆斯林來給他們發養老金，依靠穆斯林士兵來保衛他們，會變成什麽樣子。

對于長期以來一直是受人征服的中國，你可以想像，這樣負責保護他們的內亞穆斯林士兵或者東南亞士兵很快就會反掌一撲，建立他們自己五胡亂華的政權，然後把你們全部殺掉。

殺掉了你們，他們也就不用發你們養老金了。結果必然是這樣。 既然下場總歸是這樣的話，那我還不如趁我還有能力的時候打一仗，我至少能在歷史上死得比較光榮，

我還可以說我是被美帝國主義打敗的，被美帝國主義打敗以後，那些萬惡的八個大大才趁亂搞死了我。

然後將來還會有國粉來崇拜蔣介石，覺得蔣介石雖然失敗了，好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英雄，習近平至少是一個敢打美國人的人，被美國人打敗也不丟臉，在將來大家還會懷念蔣介石和懷念習近平。

如果你就這麽樣什麽也不敢打，慢慢地縮回去，等著八個大大給你發養老金，然後被八個大大輕而易舉地做掉了，

落到像西晋的八王之亂以後的那幾個皇帝一樣的下場，恐怕不會有國粉或蔣粉這樣的人來懷念你。選擇其實也就是這樣了。

主持人：照您這樣的推演看來，其實不管臺灣做什麽或者不做什麽，很有可能這個戰爭的觸發點跟臺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劉仲敬：是中國內部的發展需要這場戰爭。臺灣真正的問題在于臺灣內部，就是臺灣自認爲自己是華人的那一部分。

我認爲，他們的動機主要是爲了報復原先被他們踩在脚下的本土臺灣人，而不是真正要達到什麽勝利的目的，估計可能就是這樣了。